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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如何评价石一枫《借命而生》
不看作者照片，只看小说《借命而生》，我以为石一枫是位长者，至少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准长者”。这年月，哪有年轻作家吃饱撑的写苦难与史诗啊。但《小说选刊》2018第一期头条转载的大中篇《借命而生》就是这样一部作者自找苦吃的作品。
这篇原发《十月》的小说写了盛世前夕京城一群最苦难的人。是真正的“苦难”，并非时尚作家笔下衣食无忧的小资们无病呻吟自寻烦恼的所谓“痛苦”。下岗、病患、囚徒、黑煤窑，就连警察，石一枫也遴选了最“低级”的警种——郊县的狱警，而且杜湘东又是个性格倔强不走运的狱警。1985年刑侦专业毕业，尽管成绩优异，可因为是“异地生”，在回湖南原籍与郊县看守所之间，杜湘东无奈地选择了“留京”。说好三年期限，却偏偏遇上比他更倒霉的两名囚徒姚斌彬、许文革，二位的厄运有传染性，杜湘东中招，厄运雪上加霜，并且几乎伴随终生。
狱警也是公务员，好歹也能娶老婆，但杜湘东的老婆刘芬芳仿佛也是专门为“苦难”而嫁。出生京城最贫困家庭，偏偏那么多愁善感，“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两个幸运的人结成夫妻，幸福未必翻倍，但一对倒霉男女结婚，则多半能让不幸叠加。刘芬芳已经决定与杜湘东分手，退定情物的当口赶上杜湘东英雄虎胆生擒持枪逃犯姚斌彬，忧愁的刘芬芳也崇拜英雄，于是脑袋一热嫁给杜湘东，没想到“英雄”并未立功，反而背上处分，害得全所奖金泡汤，结果，刘芬芳只能滞留郊县，回娘家倒成了“上北京”。
古今中外，写苦难的作家不少，国外有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国内也不乏大批“苦难作家”，但那是老一辈人，写的也都是“旧社会”的故事，再不济也写“反右”或“文革”年月的悲剧，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哪有年轻人写改革开放之后莺歌燕舞和“厉害啦”声中苦难的？而且地点不选择老少边穷等所谓“重灾区”，偏偏挑选皇城根下京城作为发生地，作者不是自己找别扭吗？
但真正的文学往往恰恰就是“自找别扭”。比如我自己，就喜欢挑德国或日本作家描写他们二战时期的作品看。
写苦难离不开同情。读者能感觉到石一枫是怀着悲悯情怀写《借命而生》的。对杜湘东，作者充满同情。为彰显杜湘东的冤，突出他的委屈和不幸，小说特别设计了一个干刑警的同学作为“陪衬”，看人家牛的，进粤菜馆不坐大堂直奔包厢，老板亲自安排几样“刚下飞机”的活物儿。并不是刑警“腐败”，同学解释了，“这儿出过一起命案，要不是我们给破了，现在还贴着封条呢。”而这孙子也是“异地生”，只是毕业谈话的时候能扛得住，发狠说宁可脱了警服也不去郊县，结果，郊县狱警的位置活该留给杜湘东，而现在，同学接待杜湘东像施舍，充满“大度”与“仗义”，倒显得杜湘东小肚鸡肠矮人三分了。
刘芬芳本身值得同情，却也甘当杜湘东的“衬托”。姊妹俩的条件差不多，姐姐的日子却比刘芬芳殷实许多，甩给刘芬芳20万根本就没打算要她还。为什么？肯定是姐夫比杜湘东“成功”呗。同学之间矮三分不算丢人，可连襟之间矮三分就真是“丢人丢到孩子姥姥家了”。
值得同情的人往往也喜欢同情比他们处境更难的人。杜湘东就明显同情囚徒姚斌彬、许文革及他们的母亲崔丽珍，所以他才被两囚徒称为“好警察”，被崔丽珍称为“心挺软的年轻人”。除了“好警察”和“心挺软”之外，杜湘东对他们的同情更体现在对案子本身的存疑。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进城务工人员甚至大部分“北漂”的眼里，跟“王子”差不多，多令人羡慕啊！标准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又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正经的国企职工，技术过硬勤于专研，怎么就成了“惯偷”呢？狱警杜湘东抑或说作者石一枫，对此一直存疑。这也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最大悬念，自始至终牵引着读者抱着解惑的心态一路追着往下看。小说也似乎挣脱了作者事先的预设，“自然生长”，结果，作品被拉得很长，快成长篇了，终于被拉成一部史诗，可读者仍未感到厌倦。
什么叫“史诗”？在现代语文中，“史诗”被用来指背景庞大人物众多时间够长且人物命运与时代共起伏的虚构作品。如此，《借命而生》就被石一枫写成了一部现代“史诗”。
尽管存疑，但无论是狱警杜湘东还是作者石一枫都没有企图为姚斌彬、许文革二位囚徒翻案，直到结束，小说也没有完全解开谜底，只是作了强烈的暗示。“如果光图钱，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拆汽车发动机呢？拆大灯拆音响不是更快更容易出手吗？”如果那样，他们也就不会被抓住，姚斌彬右手也就不会残废，他也不需要“借命”给许文革了……虽然最终也没有完全揭开谜底，可小说仍然给了个光明的结尾。许文革成大款了，姚斌彬的母亲崔丽珍住进高级养老院，杜湘东和老婆刘芬芳虽然没能调回城里，可北京的城区扩大了，终于把郊县的看守所圈在了某“环”之内……而这一切，主要不是他们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法制日益健全的“自然”结果，如此，个人处境就与国家与社会就同呼吸共命运了，作家石一枫也就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部由年轻人创作的当代“史诗”。
以为石一枫“年长”的另一原因是他做工细致，具有“工匠精神”。作者没有当过警察，更没有下过黑煤窑，但小说对警察内部体制的熟悉和警察个体心态把握，以及他对黑煤窑老板的运作模式和矿工生活的描写那么细致，其中的细节到了可以复原的境地。在这方面，石一枫的严谨较真甚至超过一些确实比他“年长”也比他“著名”的作家。我是一个挑剔的读者，一部作品整体再好，只要有一个细节明显“造假”，我就全盘否定。例如电影《茉莉花开》，前面那么好，结尾却让章子怡在大上海的大街上把孩子生了出来，我就当场恶心得呕吐。上海人的一大“陋习”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怎么可能让一个产妇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自备剪刀为自己“接生”而没人管呢？上海人或许小气，但绝不冷漠。我要是上海人，就跟剧组打官司。看《借命而生》，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作者最后掉链子，给我来个恶心的细节。谢天谢地，一路看下来，那么长的大中篇，出自当代年轻作家之手，竟没让我挑出明显的破绽，从而改变了我对年轻作家的整体印象。
可惜，我不年轻了，否则会道一声：感谢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