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说四世同堂的几个问题
1、大赤包为人狠毒，作风凛冽，说话粗声粗气、走路霸气十足，是小羊圈胡同里的“版女皇”，她掌握着一定的权权力，有一定的杀伤力，加上她狡猾多计，所以说她是会思想的的坦克车。
2、这个问题有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我就自己的理解说一下。就像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味道，比如中国的春节，我们已经习惯了春节的放鞭炮、吃年夜饭、拿压岁钱等活动，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些早已经被我们融入到生活中的习惯习俗构成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比如，我们中国人交往中讲究礼仪，习惯了委婉和含蓄的交流方式，这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是这样，但如果是在一个外国人眼里，这就是中国文化。如果我们生活在这其中的人不能客观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些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就只能从一些风俗一些片段断章取义地认识我们的文化而不懂我们的生活之处皆是文化。如果我们都不能认识自己的文化，那外国人只能从一些孤立的事物中串联起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并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这就难免形成一些错误或片面的认识。
我也没有说清楚，有时候感觉话都在喉咙那里却不知道怎么表达。
2. 四世同堂的时代背景
《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北平（按即北京，下同）为背景,以一个叫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户为描写对象,又以这一胡同中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中心,以祁家长孙祁瑞宣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表现北平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生活和抗争。小说生动的展示了小羊圈胡同的人民由痛苦屈辱，惶惑偷生,忍受饥荒,到奋起反抗的艰难历程,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鞭挞了侵略者的残忍和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也对北平人和他们代表的北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表达了战后中日两国人民“超越复仇与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谊”7的理想。这是老舍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也是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老舍曾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8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逐一提到八年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从“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开始，保定失守，淞沪会战和撤退，南京陷落，台儿庄大捷，武汉撤退，广州失守，汪精卫叛国，珍珠港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这一系列事件他都写到了。虽然只是作为大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和沦陷中的北平人民息息相关，都在他们心灵上激起过巨大的反响。而当时的抗战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上述的时间几乎都与国民党的正面抗日战场有关，因此，《四世同堂》不能不多次提到蒋介石和重庆。
在老舍的笔下，在他描写的那些老北平人心中，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重庆是抗战的中心。政府的作为，战局的发展，始终是敌蹄践踏下的北平人所关注的：
作品写到“八。一三”开始的淞沪会战的影响：“上海的炮声把就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当瑞全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时，这个普通妇女也兴奋地说，“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9
在日寇的统治下，瑞宣宁可冒着风险在夜晚走十几里路，去友人家听南京的广播。“南京的声音教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灭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10
南京沦陷使瑞宣感到极度的痛苦，甚至失望。但不久，“他听到蒋委员长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教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教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来。”“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决心坚持抗争，“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11
第二年春天，台儿庄大捷更坚定了瑞宣的抗战信念。“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动摇。因此，虽然“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12
接着，在抗战一周年，瑞宣“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 “他不再感到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律动上跳动着的。”13
不久，广州陷落，我军从武汉撤退。然而，“瑞宣对武汉的撤退并没有像在南京失守时那么难过。”他寄希望于重庆。“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14
汪精卫叛逆投敌，又使瑞宣发生疑惑。“他想不通一个革命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如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15
瑞宣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分析着国际和国内形势，欧战的消息、苏德宣言、苏日协定等等。他从敌人报纸上的消息判断“我们在长沙打了打胜仗！”而向往着“什么时候，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16
……
以上便是《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偷生》中提到的部分抗战大事对沦陷区北平人的影响，这些事都是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战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四世同堂》就是在这些大事的背景下展开的，没有这些事，也就没有《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写于抗战胜利之后，老舍访美期间。这时，老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所认识，很少有对之作正面肯定歌颂的用语了。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抗战时期作为执政党领导抗战并对外代表中国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作了如实地表现。
《饥荒》中除了继续表现北平人民在铁蹄下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和苦难，也表现了北平人民在苦难中崛起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这种抗争有自发的，以诗人钱默吟和明月和尚为代表；也有自觉的，以受到当局派遣回到北平的瑞全为代表。瑞全是祁家的老三，在北平沦陷后毅然走出亡城去参加抗战。他在大后方深入民众，做了大量工作，并受到磨练。但不久就因“当权者得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17，被迫回到城市，后来又被派往北平，组织北平民众的抗争，并在珍珠港事件后，“负责刺探华北的军事情形与消息”18。他将钱默吟、明月和尚、瑞宣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高第，小羊圈里不甘屈服的人们都动员和组织起来了，实际上成了他们的领导者。这些，也和前面瑞宣相信“中央会派人来”的描写相呼应。
《饥荒》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前两部写了抗战前两年，它写了抗战后6年），而且不像前两部那样有对于“蒋委员长”和“中央”的正面叙述和颂扬，但也写了欧战开始、珍珠港事件、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意大利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等等一系列大事对北平人的影响，尤其写到了日本的投降后的北平：
“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和别的许多城市里，人们让呀，唱呀，高兴得流着眼泪；北平可冷冷清清。北平的日本兵还没有解除武装，日本宪兵还在街上巡逻。
“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然而叫人痛快的是：日本人降下了膏药旗，换上了中国的国旗。尽管没有游行，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可是国旗给了人民安慰。”19
3. 四世同堂文学评论
论《四世同堂》的文化忧思
董炳月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
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4. 老舍《四世同堂》简介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
《四世同堂》主要讲述了北平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爷一家和他的街坊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和侵略者占领时期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即不甘屈服的民族气节和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封闭、愚昧、妥协、敷衍、无聊、自私等社会心理中的陈腐部分引人深思。
(4)有声小说家四世同堂扩展阅读
《四世同堂》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处处流露出国家残破的刻骨之痛和"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对苦难年代中的社会动向的表现是真实的，偷生就是自取灭亡的思想主题由于小说的标准色彩和抒情气氛而更为突出。
小说在抗战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
这部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
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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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四世同堂 第十二章
老三因心中烦闷，已上了床。瑞宣把他叫起来。极简单扼要的，瑞宣把王排长的事说给老三听。老三的黑豆子眼珠象夜间的猫似的，睁得极黑极大，而且发着带着威严的光。他的颧骨上红起两朵花。听完，他说了声：“我们非救他不可！”瑞宣也很兴奋，可是还保持着安详，不愿因兴奋而卤莽，因卤莽而败事。慢条斯礼的，他说：“我已经想了个办法，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老三慌手忙脚的登上裤子，下了床，倒仿佛马上他就可以把王排长背出城似的。“什么办法？大哥！”“先别慌！我们须详细的商量一下，这不是闹着玩的事！”瑞全忍耐的坐在床沿上。
“老三！我想啊，你可以同他一路走。”
老三又立了起来：“那好极了！”
“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王排长既是军人，只要一逃出城去，他就必有办法；他不会教你吃亏。坏处呢，他手上的掌子，和说话举止的态度神气，都必教人家一看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把着城门，他不容易出去；他要是不幸而出了……
6. 求四世同堂故事梗概
《四世同堂》除前面的序外，分为三部，分别为：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
本作品的时代背景为抗日战争时期，时值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描述了北平一条胡同（“羊圈”，即如今的小杨家胡同和大杨家胡同）的居民在沦落为亡国奴之后发生的故事，主要书写了祁姓家族四代人所遭受的种种哀痛和不幸，着重刻画了祁瑞宣这一苦闷的角色。
揭发了日本军团的残暴和虚假和平的阴谋，塑造了诸如祁瑞宣、钱默吟、李四爷等等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有的因家庭拖累而不能逃出北平去参军，却以各自的方式帮助国家；有的在白色恐怖之下，仍然坚持传统的礼义廉耻，相互关爱和帮助。
同时，作者也塑造了鲜明的反派角色如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等，他们甘愿沦为汉奸，不顾廉耻，自私自利，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道尽了世态炎凉。
胡絜青（老舍夫人）在《四世同堂·前言》写道：“小说就是通过这些人的故事，抒写了北平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残、虚伪和无耻。”
(6)有声小说家四世同堂扩展阅读：
《四世同堂》一书分为3部，共100段。1944年在重庆的报纸开始连载，作者打算用两年时间写完，但由于时局动荡，且作者身患多种病痛，直到1945年底才完成第一、二部。第一部、第二部是在中国国内完成的。
第三部是在他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期间完成的。《四世同堂》第三部的最后13段，由于历史原因，并未出版，后在文革中被毁。中文版仅剩87段。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四世同堂》英文版翻译了最后13段，这样才凑齐了100段。
1946年，老舍赴美，把《四世同堂》原稿带至美国，出版了其英文版，相对于中文版，这个版本包含了最后的13段，但比中文原稿少了许多内容。
人物
小羊圈五号祁家
祁老人：小羊圈祁家的大家长兼奠基者。高个儿，长脸，小眼睛，年轻时绰号“祁大个子”，1862年8月13日生，小说开始于七七事变的北京，其正好75岁。
是一个永远会在家里存三个月干粮，懂得事故的老北京．并且相信北京城是首善之督，再乱都不会乱超过三个月。和 小羊圈一号的大家长钱默吟是忘年之交，喜欢彼此切磋园艺。也相当尊重小羊圈二号的李四爷，喜欢和他在小羊圈的葫芦胸空地聊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天宝遗事，一聊就是个把小时。
祁天佑：祁老人的儿子，第一个在小羊圈出生的祁家人。五十多岁，黑胡子，中等身材．北京城某家布铺的掌柜。
天佑太太：病情时好时坏的药罐子，个性较优柔寡断，最担心自己死后的尸体因为日本人占领北京无法运出城门而给家族造成麻烦。
祁瑞宣：祁家第三代，长孙，教书先生。懂得现代男女的自由恋爱，但却选择配合父母之命娶了一位从不认识的太太。满怀一股青年报国的热血，但却因为长孙的责任而选择待在北京城照顾一家老小．与小羊圈一号的大少爷钱昆石、二少爷钱仲石是同学。
祁瑞丰：祁瑞宣的二弟，不问世事，势利眼，善交际．喜欢和太太一起出入一些声色场所。
祁瑞全：祁瑞宣的三弟，大学生，爱打球，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在毕业前逃出北京城投入抗日战争．爱慕隔壁小羊圈三号的冠家二小姐。
小顺儿的妈：祁瑞宣的媳妇，祁老人的长孙媳，28岁．嫁入祁家后老公祁瑞宣替她取了学名“韵梅”，但是因为谐音听起来像“运煤”，所以连取名的老公自己都觉得不大适合，所以大家都叫她“小顺儿的娘”。嫁到祁家后专心操持家务，一人担起祁家一家老小的吃和拉撒睡。
顺儿：祁瑞宣的儿子，祁家第四代。
妞子：祁瑞宣的女儿，顺儿的妹妹，祁家第四代。
小羊圈一号钱家
钱默吟：满怀浪漫的诗人，不爱与人交际，也不爱麻烦别人。唯一的社交活动就是与三不五时上门的祁老人、祁瑞宣聊聊天。注重内在，所以不会花精神在打扮上，常常穿着一些二三十年前流行的服饰。喜好花艺以及所有的琴棋书画。不大懂得理财。
钱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妇女，但是其不出门不是因为钱先生有什么传统观念，而是因为身为家长的钱先生相当不爱打扮，所以钱家的妇女也就不大好意思打扮得太招摇，久而久之，为了避免自惭形秽而就不出门了。
钱昆石：钱默吟的长子，教师，和祁瑞宣是同学。个性和其父相同，都爱琴棋书画，是个宁愿日子过得清寒些也不愿在学校多赚点钟点费的读书人。
钱仲石：钱默吟的次子，喜欢鼓捣些汽车相关的机械．在小说开始时便投身抗日行列。
小羊圈三号冠家
冠晓荷：曾在军阀时代当过地位不高，而油水颇丰的官．曾干过税务局长，头等县的县长，和某些省政府的小官儿。有两个太太和两个女儿。始终以为当官是种不需要专业知识，只需会交际．后来因为南京政府掌权而官运受阻，赋闲在家十多年，终日汲汲营营于认识权贵，希望有朝一日能因此官运亨通，一解十多年来的怨气。
冠大奶奶：大个子，五十多岁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绰号叫做“大赤包”。为冠晓荷生了两个女儿，相当势利眼，嗜赌，终日怂恿其丈夫去结交巴结朋友。
尤桐芳：东北人，唱奉天大鼓出生的风尘女子．因为其出生，所以对小羊圈里一些从事低贱行业的街坊邻居有交多的照顾与同情。
冠晓荷当初是因为元配一直没有生儿子才娶了她，但是她的肚子却始终不争气，所以其在冠家的地位相卑微。但是因为某种穷苦人的骨气，她和冠大奶奶吵起架来却没有因此示弱，其气势反倒像是有十几个儿子在帮她称腰的样子．也因为地位不高，而和冠大奶奶那个不受宠的大女儿高第颇要好。
冠高第：冠晓荷和冠大奶奶的长女，因为长相较不好看而不受宠。常常被母亲嫌嫁不出去，因此始终幻想自己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来让大家对她刮目看．单恋着钱家的次子钱仲石。
冠招弟：冠晓荷和冠大奶奶的次女，长相极美，但是吃不了苦，与祁瑞全相好。
小羊圈二号李家
李四爷：急公好义的老好人，平时职业是帮人搬家的〝窝脖儿〞，还有偶尔会兼差做扛棺材的杠夫．他是二号院的屋主，也是个好房东。
李四爷的太太：与丈夫同样急公好义，但是视力不好．与李四爷育有一子。
小羊圈四号小杂院
孙七：替人剃头维生
小崔：拉车的“车把式”，喜欢与孙七斗嘴。平常疼爱老婆，但喝了酒之后就会变成家暴犯。
马老寡妇：与李四爷太太一样好心的老妇人，但是多了一份长年独立夫养外孙长大所导致的谨慎。
程长顺：马老寡妇的外孙，沿街播“转盘的话匣子”为业。
小羊圈六号小杂院
丁约翰：因为笃信基督就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假洋鬼子，在东交民巷的英国领事馆当柜台。
刘师傅：搭棚师傅，懂拳脚功夫，也会舞狮。
小文：民国元年元旦出生的末代侯爵，喜好各式戏曲和游戏，不好读书，所以识字不多．喜爱唱老生戏，据说嗓音颇有谭叫天之韵味，亦擅长琵琶与二胡。后因家道中落而沦做卖艺的，表面上是票友，但实际上是个拿“黑杵”的。有着钱清贵族的落落大方，和市井小民的识时务知好歹。
文若霞：小文的太太，面貌姣好，一个论唱、论做、论扮相都具专业水准的票友。常与丈夫两人一拉一唱地到处卖艺。
小羊圈七号大杂院
方六：黑毛儿．说相声的。
其他
常二爷：住在北京城郊外的老农夫，与祁家是世交．祁老人把父母祖坟的那块地赁了他，但并没有向他收多少地租，所以平常没事也会主动帮忙祁家整理看守祖坟。
金三爷：钱家大少奶奶的父亲，房屋中介，少年时练过梅花桩和形意拳，玩过石锁也摔过“私跤”，所以年老了却还壮得跟头牛一样。
陈野求：一个被八个孩子皮得走投无路的落魄知识分子，钱家老太太的弟弟。
7. 求小说《四世同堂》精彩篇目或片段，标明哪一章…最好有这段内容的一个题目概括
读书，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只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书里的社会中去，才会真切地感受书也是鲜活的生命，这也是名著之所以为名著，名著之所以为许多人喜欢但只有极少人读懂的原因吧。 每天读上三个段落，到现在已经读到240多页了。除了里面的故事吸引我之外，书中的经典词句更是让我非常叹服！ 那些词句看似花丛落叶一般，但被老舍先生信手拾来，放在那个特定的人物和背景下，却格外的生动！如第40页写日本人占了北平。李四爷问当警察的白巡长：“他们能不能乱杀人呢？”白巡长：“我简直不敢说什么，四大爷！”白巡长的声音很低。“我仿佛是教人家给扣在大缸里啦，看不见天地”。很简单的两句话，就把白巡长无奈、愤怒、悲凉的心境完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再如第140页写祁老太爷为重孙儿小顺和妞子买兔儿爷。讲好了价钱，他又坐下了——非到无可如何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掏钱；钱在自己的口袋里是和把狗拴在屋里一样保险的。寥寥几笔，就将老人花钱极为谨慎的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相信：大师就是大师！用自己的思想赋予文字生命的能力是别人永远无法模仿的。读书，一定读原著。任何东西经过二道贩子，原本的东西都会大打折扣！这也是我从来不看什么百家讲坛之类的东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