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当代小说排行榜
官方好像没有排这种榜，说说我心目中的感觉
1 陈忠实《白鹿原》，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和艺术功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时间，史诗品格很能打动人。
2 王安忆《长恨歌》，难得的很大气的一个女作家。创作了很多精品。
3 汪曾祺《受戒》，玲珑剔透的美，纯的让人感动。
4 贾平凹《废都》
5 余华《活着》
中国当代的小说，总体来说水平一般啊，跟现代的那些大家有段差距，还真不好说~
⑵ 中国最新最全面最权威的网络小说排行榜谁知道个人意见也行。
建议直接上网络找，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也八九不离十了。
⑶ 中国当代小说排行榜推荐一下吧
中国现当代经典小说排行榜
1、
钱钟书：《围城》
幽默源于智慧，智慧写尽人生！
2、 路 遥： 《平凡的世界》
正视苦难，震撼心灵；平凡的世界，伟大的人生！
3、 金
庸：《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飞狐外传》
“凡有井水饮处，皆看金庸”，金庸的武侠雅俗共赏，是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
4、 王
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浮出海面》、《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
痞子是一种误读，其实王朔深藏不露，是地道的言情高手！
5、
王小波：《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
黑色而幽默，特立而独行，一把独立思考的匕首，扎进时代的肺中！
6、 张爱玲： 《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
又世俗，又贵族，又虚无；风情万种的智慧女人，笔下字字珠玑！
7、 沈从文： 《边城》
如一幅极具东方神韵的水墨山水，怎一个美字了得！
8、 默 默： 《四十大惑》、《我在梦见你》
灵性的默默、梦幻的默默是又一个天才；默默的世界，透着纯净！
9、 尹丽川： 《贱人》
迷茫的灵魂，穿着反叛的外衣，加上骨子里抹不掉的性感！
10、石 康： 《晃晃悠悠》
久违的青春和曾经沧海的初恋，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过去了！
11、顾 城： 《英儿》
童话诗人的另类人生，纯粹的爱情，无法承受，生活之重！
12、安妮宝贝：《彼岸花》
灰色、忧郁又自恋，如暗夜里的春光，有一点颓废，有一点旖旎！
13、贾平凹： 《废都》
平凹是个才子，《废都》是锅杂烩；世俗百态，原形尽露！
14、古
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七种武器》、《楚留香传奇》
狂放不羁的浪子，潇洒落寞的剑客；留给世界一道孤傲的背影！
15、罗 珠： 《黑箱》、《巫河》
又一个诗人在编织着陷阱，要小心，再小心，别走了火，别入了魔！
16、萧 红： 《呼兰河传》
写得干干净净，又美又心碎！
17、陈忠实： 《白鹿原》
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作者努力想达到的，正是扉页上的那行字：民族的秘史！
18、王安忆： 《长恨歌》、《荒山之恋》
一半是孤独，一半是欲望；一不小心就是又一个张爱玲！
19、张贤亮：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在反思中批判，在性爱里升华！和王小波一道，将时代的荒诞，揭露的淋漓尽致！
20、姜 戎： 《狼图腾》
文笔很业余，内容很精彩；值得一读的不仅是故事本身，更是故事背后！
⑷ 新世纪中国小小说精选上第一篇读后感
人的能力复有大有小，为制人民服务的工作也有多种多样。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力地干好本职工作，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是没有轻重之分的。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悼念的张思德同志并没有牺牲在和敌人拼杀的战场上，而是在劳动中牺牲的，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和牺牲在战场上的同志一样，是光荣的。在和平建设年代，国家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者，工农兵学商，当然还有我们科技工作者，都是国家的建设者，共产党员就应当是各个群体中的先进分子。
⑸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的内容简介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套装全5册）》从2000年至2010年，连续10年——中国小说学会权威评选。
所推出的年度上榜小说，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全面反映了该年度小说的创作状况和高度，在读者中已形成广泛影响。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套装全5册）》还包括：《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逃跑）》、《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湖道）》、《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起舞）》、《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取暖）》。
⑹ 中国著名文学小说
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
1、《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
《红楼梦》版本可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大系统。程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
2、《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3、《水浒传》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全书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反抗欺压、水泊梁山壮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后为宋朝征战，最终消亡的宏大故事，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4、《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5、《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⑺ 第九届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内容简介
从2001年开始，创作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已经连续进行了7年。7年里，中国小说学会专评委会禀持专业性属、学术性、审美性、民间性的原则，对每个年度的长、中、短篇小说进行认真的评选，并每年推出一本《中国小说排行榜》。可以说，无论是排行榜本身还是这本小说选，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和越来越高的评价。
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哗众取宠，更不是出于市场和商业的考虑，而是出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真实的责任感与紧迫感。长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都处于一种被否定和贬低的状态中，而2007年顾彬的“垃圾说”更是把这种贬低、不满情绪夸张和放大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被有意地延宕了，而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也由此陷入了一种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小说真的没有经典，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当代经典？
⑻ 新世纪文学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首先你了解什么叫新世纪文学不？先推荐一篇论文给你做个小参考。具体的作家、作品你再找。
新世纪十年文学：断裂的美学如何整合？
没有人能否认，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生态所呈现出的空前多样繁复的格局。新媒体、新世代、新文类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在美学上呈现的“断裂”乃至“深刻的分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所言:“今天，我们再强调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如何扩大视野，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这才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这里选取部分“知名评论家”与“新锐批评者”各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视点，为我们打开与众不同的视野。——编者
知名评论家观点
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很多人认为新世纪十年文学没有什么特点，跟上世纪90年代拉不开距离。这是事实。对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我比较赞同，因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到新世纪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20年，中国社会空前平静，这也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文学似乎没有很大的发展。新世纪十年文学正经历“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纵观现代史，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中，差不多十年一际，社会为之一变。这也造成文学一直处在后浪推前浪的进程中。20世纪开始，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学基本上是青春文学，是一种激情洋溢，对时代造成冲击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五四”崛起是以反对前辈为目标的，十年之后，“革命文学”兴起时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鲁迅、叶圣陶等；又十年后，“抗战”崛起，清算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浪推前浪，文学以不断通过否定前人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发展。这一特征造成我们的文学始终处在“青春文学”这个维度上。它的特征是我们的作家始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往往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最典型的是曹禺23岁发表《雷雨》，巴金30岁左右发表《家》，等等。很多作家在青年时期发表了重要作品之后，就很难超越自己。其实仔细去看，有的作家在晚年发表的作品比早期成熟，但是时代在发展，在客观效应上，在学术界的评介上，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早期的优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青春”的时代。
这种情况到新世纪之后突然发生了改变。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作家，他们的青春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到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还是把目光投向这些最优秀的作家身上。这也掩盖了一个问题，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就造成一种断裂。
而“80后”作家的文学状态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们成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今天，我们再强调他们的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扩大视野，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
何为“传统文学”？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如果新世纪十年有个起点的话，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点定在1998年，那一年，出现“断裂”事件，那一年，网络文学真正兴起，在那之后，“美女作家”事件发生。在这之前和之后，确实有些事情不同了。其中有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在那之前，当我跟别人讲我是从事文学的，所有人都会不言自明地明白你的职业。十多年过去了，当面对媒体和不熟悉文学的人，如果我说是搞文学的，我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困难的界定，不然对方就会追问你是搞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年之前不言自明的文学，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辩护、自我指认的困境。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有时被叫做“纯文学”，有时被叫做“严肃文学”，有时被叫做“主流文学”，有时被叫做“传统文学”。每个名字都让我有点不甘心。我们真的就纯成蒸馏水了吗？严肃文学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严肃得那么僵硬？我们是主流文学？那也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如果是在市场意义上，我们还真不是主流文学。至于最通用的说法传统文学，我觉得更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前几天我遇到几个搞网络文学的朋友，我跟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才是传统文学，我才是新文学。为什么呢？类型小说、黑幕小说、官场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在“五四”之前都有，是我们已有传统中的一部分。我从事的文学倒是新文学，是在传统之后的“五四”新文学。怎么就在100年之后，之前的传统文学变成了新文学？
当然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常带有一种价值判断，通常认为传统是不好的、落后的、消亡的。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刚提到的几种类型的小说，它们是如此传统，这种传统代表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以至于历史的野火烧不尽它们，一百年后市场的春风一吹，又生了。它们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但同时，新也不再仅仅是进化论上的意义，也不完全是褒义的。也可能恰恰证明了，“五四”新文学依然是如此地新，依然在经受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美学的断裂，还有美学的深刻的分裂。说实在的，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要对消费性、娱乐性采取敌视的立场。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开创的这样一个传统，“五四”所确立的一整套文学的基本价值，五四与现代中国的约定，对新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现代性所作的承诺，是不是现在就终结了？如果说终结了，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文学面对历史的合法性在哪儿？真正的强大的精神资源在哪儿？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终结，如果还有信心，“五四”的志向还在，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志向如何实现？如何面对既分裂又断裂的美学？甚至是如何去描述、判断？我满怀困惑。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常道”与“变道”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据我的感觉，文学的断裂真正发生在“80后”作家的兴起。为什么？“80后”之前起码有五代作家还在写，从30年代出生的到70年代出生的。观察后你就会发现，只有“80后”与前五代作家没有清晰的内在传承关系。在前五代作家的压力之下，“80后”作家要出场，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断裂有一很鲜明的标志，就是出场方式不一样，前五代作家的出场和成名，基本上是由期刊、评论家、文学史三位一体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这对“80后”作家几乎没有作用，出现新的三位一体:出版社、媒体记者和读者见面会。完全不同的塑造作家力量的形成，构成了新一代作家不同的出场方式。这种断裂方式非常明显，文学生态的变化包含着作家心态、作品趣味的变化。将他们与前五代作家相接时，你会发现里面有接不通的东西。“80后”这一代新作家出现，断裂这种事实才真正发生。
由此我在想，过去我们谈论很久的消费社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真正来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每个作家的写作黄金期都很短，十年基本可以反映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更能看出一种变化。对这种变化，我是有疑虑的，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在认识、研究、传播年轻一代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很狭窄，这种狭窄包括“80后”写作者所描写生活的狭窄，还有我们关注到的“80后”作家面可能也很狭窄。这让我产生一种疑虑，我把它称为生活的殖民。观察浮在面上的“80后”，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写的都是都市生活，比如喝咖啡的生活和吃哈根达斯的生活，这种生活成了主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想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这个时代，他会觉得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喝咖啡，在吃哈根达斯。这其实是用了很少人享用的生活，殖民了更多的沉默的在隐秘中的生活。铁皮屋的生活、打工者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有谁来书写？
我还觉得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文风过于华丽和幽默。华丽和幽默不是坏事，但它可能代表一种倾向:可能遮蔽甚至卸下“五四”以来或20世纪现代文学以来所留给我们的那笔沉重遗产。文学想要影响社会，影响自我，对一个我们认为狭窄的空间发言，我们还真卸不下这笔沉重的精神遗产。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点都不幽默，我不知道很多作家的那种华丽、幽默、轻松感是如何获得的。一代作家的崛起是事实，但是通过这一代作家反观出的值得我们警觉的问题，同样在紧迫地压迫着我如何去面对他们的未来。
新锐声音
“80后写作”的几个问题
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做班主任。一次在开班会时，我问学生:你们看郭敬明的作品吗？下面立即是一片“90后”女生的尖叫声。我意识到，郭敬明对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而言，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80后”中这样一批在市场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作家，对我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觉得这种挑战是双重的，第一是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他们的成功，第二是怎样在专业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后一种挑战，也就是怎样寻找一种非传统的、新的、有效的批评方式对他们的作品做一种有意义的定位和分析，因为这批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最近我正好读了三部“80后”的作品，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一部是张悦然的《家》，还有一部是颜歌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我认为这三部作品从不同方面对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虽然它的故事很好读，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占据畅销书的榜首？前阵子有媒体约我写文章，一开始我想在文章里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但是我很快发现这种态度不对，我觉得我应该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后来我就在反思自己，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所提供的这种表层的、去深度化的故事、人物主体，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主体？
第二部是张悦然的《家》，小说讲述了一对很注重生活享受的小夫妻，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无趣就各自离家出走，最后在四川地震现场相遇，他们都做了志愿者。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经典文本《倾城之恋》，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场不存在的爱情，那么，一场大地震成全了一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这里的问题是，那种自恋的、单向度的主体是否可以置换、膨胀和更新？《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同时也必须追问的是，这种解放是否一定要借助巨大的灾难来完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单一的主体，虚伪(我是在完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经验、表层的经验中解放出来以后，是否可以生成一种更丰富、更庞杂的写作经验。在颜歌的《声音乐团》中我读到了叙述的复调，多重的声音，庞杂而清晰的叙事结构和故事逻辑，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小说。据我了解，一些“80后”的作家在近两年都会拿出新的长篇，我觉得会有新的变化发生。尽管文学的断裂正在进行之中，但在断裂之后有前景。我对此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年轻一代的困境
金理(1981年生，复旦大学博士后)
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但相比较之下，可能今天的年轻一代更不容易。余华、莫言、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常态的中年期(借用陈思和老师的说法)，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在稳定的环境里，他们磨砺写作技艺、丰富世界观、摸索读者的口味，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没有这样的际遇，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压力以及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极大挤压了年轻的文学后继者的空间，他们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场大潮中肉搏。人们往往强调文坛外生存的可能性，但长期僵在媒体包装与市场逻辑中也许很快就会气血耗尽。我们往往以为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80后”作家就是今天青年人的文学；而那些无法在市场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无缘被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年轻一代的困境在于，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地带。
前段时间我参加上海青年作家的一个讨论会，会上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的发言，值得人深思，赵先生在运作一系列国外年轻人的文学，我已经读到过几种日本“80后”的小说，就我的体会而言，与日本的同龄人相比，与那些史上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相比，我们中国的一些“80后”一点不差。赵先生觉得奇怪的是，在国外“80后”作者的写作中，对于人的命运、对于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他们不迎合出版社、不讨好市场，因为有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量基金会都能够给他们提供写作资助，这为他们的独立写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我们总觉得接受资助就是写作独立性的丧失，其实也未必这么简单。比如你接受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资助，然后定期去该图书馆面对其读者作几场讲演，就完成了你的义务。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种经验，在天然的市场化之外还提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断裂与承续
甫跃辉(1984年生，《上海文学》编辑)
我编过郭敬明的《爵迹》，像这样的作品在当下影响确实非常大。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已经浮在水面上的这一批“80后”年轻作家，他们是怎样进入公众视野的？他们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都是“青春写作”，我所说的“青春写作”有两个特点:一写作的人是年轻人；其次小说的人物是与作者年龄接近的，也很年轻。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写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青春写作。
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刚开始进入所谓文坛或在文坛成名时是以怎样的方式？“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
刚才提到的“70后”的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较早成名的像卫慧、棉棉，她们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徐则臣是与前几辈作家一脉相承的，而卫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样子。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却又被后来的徐则臣等人接续上了。
我觉得“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⑼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作家有哪些
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并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的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
自上世纪末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但同时，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
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和从表现人性的深度、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新世纪”与“长篇小说”
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曾经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言，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而长篇小说，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里程碑、长河、交响乐，于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一个有趣而难解的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忽然变成了文学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对可观的市场回报，使集中发表中短篇的文学期刊相形见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长篇的审美含量一定高于其它。但由此，长篇小说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还多。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来要求，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置身于当今长篇小说之林，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和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新世纪以来”。这一个并非突然降临的时段开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确实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更深、更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化的急剧推进……都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情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互联网民一个亿以上，手机用户近四亿，石油消费全球第二，水泥消费全球第一，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之称，“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大国……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科技含量低、劳动力廉价、贫富差异、贪污腐败、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等负面的现象，也在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人文发展的逆态势存在。这，就是“新世纪以来”的生存语境。
所以，“新世纪文学”及其长篇小说同样不是从天而降，它由上世纪文学演变而来，属于“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文学革命”，一面与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置身于复杂而陌生的历史新语境，正在展开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纪文学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界，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
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乡土叙事：传统背景下的拓展与变奏
新世纪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的庞大背景下延伸，传统的力量摆脱不了。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在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域，“文学都市”无疑占了优势，覆盖面大，确实存在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但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如果说近年来乡土小说有何微妙变化，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像《城的灯》《天高地厚》《上塘书》《猎原》《妇女闲聊录》《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一些写实性作品，不管写怀旧，写扎根，写移动，还是写喧哗，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由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或逃离乡土，或眷恋乡土，或挣脱世世代代的命运，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主题。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莫言的《生死疲劳》写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乡村史。西门闹们的故事、六道轮回的大胆处理、向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幅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复杂的理解。在《平原》里，围绕着端方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76 年江苏农村的真实生存，有一种风俗史和地方史的意义。作为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毕飞宇能写出如此的乡村体验，表达如此的乡土认知，殊为难得。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作品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的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写乡村女子刘蜜蜡苦苦找寻真爱的过程，也涉笔逃离主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揭露乡村的宗法与专制；逃离是为了寻找，为了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笨花》有人归之为历史小说，而我更愿意当作乡土小说来读，在我看来，铁凝并无刻意寻求历史本质或概括某段历史风云的雄心，她着力描绘整体的、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我曾用“平原美学”称之，即表现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蕴藏的美质和世俗的烟火。华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写，但它有血性灵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轻扬的美。《受活》写了一群“受活人”——乡村弱势群体，对乡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乡村的生存状态上，阎连科有独到之处。作品不满足于表相真实，而是追求精神内在的真实，所谓“虚构的世界里跳荡着现实世界的心脏”，直至诉诸荒诞。作者自言“因恐惧而写作”，他写的主要也是“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但用力过猛，快要撞破审美的最后边界，这种“惨烈化”倾向该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形态，值得研究。阿来的《空山》，有各种解读，作者阿来说，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试图探求全球乡土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空山》写的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要面对灵魂皈依的问题。在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假若非要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那就是机村这个村落了。江西作家李伯勇的《恍惚远行》，中心人物是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分青年，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其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作者立足本土，试图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应该说，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颖，惜乎艺术表现力尚不尽人意。
整体看来，乡土写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长足地发展变化，它必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于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开满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动物身上去寻求崇高、自尊和诗性，实际是极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唤。《狼图腾》希求精神阳刚而强大的愿望，在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含有积极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划分文明史，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人类史，却是不科学的。在《藏獒》里，杨志军通过对冈日森格及多条藏獒及其征战史的富于声色的描绘，发掘勇敢、忠诚、尊严和万死不辞的品性，它一面回归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现代性。
重诉历史：重要的是在哪个年代叙述
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凡此种种，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总的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就突出，收获丰盛。事实上，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某些作品无条件地讴歌“帝王”之类。
福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真是一语道破本质。《圣天门口》具有史诗品格，其结构有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套环。小的，是写圣天门口和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史；大的，是写创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条正史与野史兼容并优化重组的中间道路。作品的笔触指向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不避血腥与暴力，而生存、生命、欲望、求生，成了诸多人物动机的关键词。全书风格大气，沉静。《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的复杂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部书尤其在细节刻画上最见功力，可谓细节决定历史，同时也决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万言的《白银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小说虽然也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庚子之乱前后的天成元票号的动荡、危难、化险为夷、殚精竭虑、几起几落，但笔墨的核心始终对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传统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成就。
还有一些逸出常规、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说是写绝望境遇的，对死亡、虐杀、屠戮、杀人如草不闻声，作了极致化的表达，提供了惊人的陌生化处理，丰富了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揭出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围绕一个革命者的下落，通过几个人的视角，几个人的语气，几种不同的解读，使之扑朔迷离，真伪交错，以独特的叙述方法，完成了一次历史叙事的创新。在《西去的骑手》里，对马仲英和盛世才的评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是一部富于浪漫气质的英雄传奇，在中亚广袤的天宇下流荡着浩然之气。
《历史的天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看过不少作品，历史规律线索分明，主要人物作为社会力量的某种代表，符号似的，故事发展也一如“规律”所规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于是人物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演绎工具，顶多外敷一层个性油彩。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梁大牙的命运阴差阳错，升沉莫辨，给人一种不断走错房间的感觉。这是否在故意夸大偶然因素，把历史涂抹成随心所欲的完全的不可知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而是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使然，这力量应该就是“合力”了。发行业绩突出、广受读者欢迎的《亮剑》同样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命运、人与历史的冲突。所谓面对强大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岭。这里，战争艺术、传奇故事、武侠豪气、智勇双全，被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历史领域，家族小说和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园》的流行。
知识分子与女性：“人的再发现”的深化
人的再发现，本是20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写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格外多些。
张洁的《无字》是用生命血泪体验写成的，它以个人化的激烈方式进入了历史，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全书的风格残酷而美丽。在整整一个世纪宏大而动荡的背景上，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突显于读者之前，让人思量的不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灵史。同为宏大叙事，宗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东藏记》虽为战争背景，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国知识者在国破家亡中的铁骨丹心，对正义、自由、民主、节操的追求，这是“藏”在全书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缓的、书卷气浓浓的笔墨中显现，成就了一部柔中见刚的文化含量丰厚的长篇。王蒙的《青狐》和《尴尬风流》也是两部风格极独特的作品。前者写倩姑终于成了青狐——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人生体验。有人认为，这是王蒙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而又调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问题。事实上它的意味远不止于此。后者为小故事联缀而成，却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写知识分子或知识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称道的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隐秘盛开》《不悔录》《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现实感：政治视角与底层书写
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回政治视角”。这是很有见地的。现在国际上的文学大奖和电影大奖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化类的作品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训，于是新时期之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或“回到文学本身”，自有非凡意义。然而，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切忌狭隘的理解，更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的领域不完全一样，而且，文学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仅表现为权力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
阎真的《沧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泄露天机感”，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它把政治转化为深层的文化心理动机、转化为人生选择哲学、转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张平的《国家干部》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上的新收获。小说尖锐地提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宗法文化和地方势力的结盟，怎样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近距离的宏观把握见长，通过史天雄与陆承伟一对异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着重于社会剖析，具有忧患意识。陆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种领域写作的能力，但他们多年来以极大热情投入政治文化的书写，表现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而是努力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他一贯的思想冲击力；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深刻探讨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作为反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力、细腻深刻的心理描绘，如有人所说，画出了一幅“人格与官品的工笔画”。尽管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我仍要说，我们的文学还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时代性精神课题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说”。
底层写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说到底层、打工者，又不能不说到都市与文学，它们似乎是连在一起的。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现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大众文学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学场景由农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转向了摩天大楼、跨国公司、夜总会、立交桥、广告、明星、宾馆、超市等等消费性场所了。中国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国的都市文学却并没有跟着成熟起来，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长篇，也就是《手机》《遍地枭雄》《城市表情》，以及邱华栋、张欣、何顿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是“打工文学”（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一领地，它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仍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场景搬到了城里，遂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当然，底层写作绝不仅仅是指打工文学。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错的创作，但主要活跃在中短篇领域，长篇中有如《愤怒》《兄弟》《长势喜人》《泥鳅》《21大厦》《我是真的热爱你》等等。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人们常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事实上，创新何尝不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迈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无创新性至关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各式各样的新探索，是近年长篇小说书写风格变化的突出表征。不少作品给读者提供了新奇的阅读感受，给当代小说注入了陌生的新质素，力图扩开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说视野，发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视但却极有价值的新的题材资源，并致力于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营构本土化叙述的神奇和绚丽。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在民间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的撤退，可惜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极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先锋精神和古典情韵，借历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长，表达了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曹文轩的《天瓢》写了十几场不同节奏、规模、声势、意味的雨，不是作为小说搭造的布景、见证，而是作为一种意象化、氛围化的无言的存在，置换小说中常见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一种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达灵魂的丰富。东西似乎是一个具有“异秉”的怪才，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谬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后悔录》通过主人公无休止地后悔和自责，企图达成他与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后悔，越是出错，几无穷尽。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悯大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运用及创造性转化问题，又如《万物花开》中的性向自然万物的回归和万物的性，溶入了人性。上述例子都说明了长篇艺术探索触角的伸展程度。
长篇小说是当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近年来，这一文体的观念悄然间在发生位移，原先的经典性解释和定义虽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构。历来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小说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叙事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巨大，几乎带有世界性。自上世纪末以来，编年史的、史诗化的、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
当我们从大量阅读中抽身出来，俯瞰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固然会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感到，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艺术概括力和重构力，这已经影响到了大作品的产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评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的确也是一部分事实。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