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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按照一般看法，这一权力是不断加强的，至明清而尤甚。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便会感到历史事实未必如此。
（一）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体政治制度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统治中经过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固定下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实际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随时扬弃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换言之，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约束。他可从“任心而行”（1）。
如果就后一种情况看，可以说，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两千多年全都一样，并无变化。试看：
在秦始皇统治之时已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话虽有夸张，天下小大之事极多，秦始皇一个人精力不管怎样充沛，也是处理不过来的，可是它却说明，皇帝拥有这种权力。至于他平时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开周围的“丞相、诸大臣”，为所欲为。早在战国之时，申不害、韩非等已强调，君主决不能将手中权力分给臣下，必须最大限度行使，实行“独断”，宣扬“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在秦始皇之后，李斯又总结说：君主必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这些表明，秦始皇“独断”所反映出来的制度，并非偶然出现，是有思想基础、理论根据的（归根结底，是封建经济基础之产物，这里不论）。
如果认为秦代统治时间短，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君权：
《汉书·杜周传》：汉武帝时为廷尉，“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寃状”。有人责怪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条材料充分反映了一个根本事实：“人主意指”是凌驾一切的，君主爱怎么办就得怎么办，过去一切制度、律会，都必须依据在位君主承认与否，而决定是否继续生效。《汉书·刘屈牦传》。汉武帝时为丞相。戾太子起兵叛乱，战败，“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其实，自汉高祖以来便存在着官吏有罪先请制度（4）。当时，戾太子已败，大局已定，暴胜之以为不当擅斩田仁，是对的。可是汉武帝困为是儿子造自己的反，愤怒已极，哪里管过去有什么制度，他认定这时丞相斩司直就合“法”，于是暴胜之便只得自杀了。这是杜周“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话的一个例证。试看汉武帝一生，除年青时受到大皇太后、皇太后一点约束外，完全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宰相无不唯命是从。这不就是秦代“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制度的继续吗！
东汉也是一样。史载汉光武“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明帝“总揽威柄，权不借下”（5）。以至有人说宰相（三公）变成“备员而已”（6）。这和李斯所说“明君独断，故不在臣也”，也没有多少区别。
试问：秦汉两代皇帝这种独断专行之权，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强了些什么呢？
当然，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全国各地交通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代一些爱揽权的皇帝，手伸得很长，所处理的统洽事务，数量增多，范围扩大（7），为保证“独断”，控制臣属的手段也进一步严密和多样比，表面看来，似乎权力加强了。其实，这只是这一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具体行使中，多行使一些，还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还是粗疏一些的发展变化，至于这一权力本身，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以来所具有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约束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说，权力没有任何加强，也不可能再加强。
后一种情况既然如此，要讨论封建君权不断加强与否的问题，便只能根据前一种情况来考虑。
如所周知，为了保证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护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两千多年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摆脱，摆脱时便表现为“任心而行”，大权独揽，出现上面我所提到的情况。可是就历代王朝绝大多数一般君主言，还是遵守远多于摆脱。如果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则应当承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其发展总趋势，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个根据便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历史上各王朝兴亡之经验教训的反覆提供，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在总体上不得不拥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出现，只有这一制度能统一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意志与行动），对它与皇位世袭制度结合所产生的弊病与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们在原则上几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与大臣，虚心纳谏，克制“私”心，遵守各种由长期统治经验凝固而成的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实际上就是想限制（实即削弱）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们知道，皇帝并非自封，耍靠地主阶级通过官吏拥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归根结底得看能否适应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之需要，而决定是昙花一现，还是较长期行用。现在既然反映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政治制度限制君主专制权力，则纵然少数英主、暴主例外，绝大多数君主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舆论的影响而遵守具体政治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总趋势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权的。
下面我们来看历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洽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个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沦语·泰伯》）。战国时孟子也引用了这话，并作了发挥（《滕文公上》）。后代儒家多理解为这是指君主之任务在于任贤使能，放手让大臣去干，而不必亲自参与具体政事之处理。将“而不与焉”之“与”，释为参与（10）。这种理解大概是对的。因为荀子也宣扬同样的思想。他说：“彼持国者，……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如得到贤相，由他“要百事之听”，自己便清闲了。这就叫“劳于索之（指贤相），而休于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例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工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齐恒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这一政洽思想是鉴于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以后，君位世袭虽无法选择，然相位不世袭（变法废弃了世卿世禄制），尚贤使能，可以选择，这一基本情况提出的（12）。随着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13），随着秦汉以后不少世袭皇帝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带给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严重危害日益明显，上述政治思想便成为后代限制君权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代曾经流行天人感应说，宣扬“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录·王杯》），它的企图之一便是用“天”，用“灾异”来限制君主滥用权力（14）。这也是一个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限制君权，绞尽了脑汁。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天文学进步，这种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魏晋以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经验效训。
《三国志·高柔传》：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希与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肖、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令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谋划策、把关，防止文帝专断可能发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这话文帝无可反驳，只得“嘉纳焉”。晋代儒学地位进一步尊崇，这种主张更加流行。《群书治要》卷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百官志》称：西晋裴頠“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上疏歌颂“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无为而治……”，反对皇帝“亲细事，躬自听断”，建议“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裴頠上疏时间已不可考，但要求用率相限制君权的意图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独断专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钅监》卷三记载：唐太宗便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种苦形，岂能—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即听任他独断专行），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贞观政要》卷一又记他接着说：“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同上卷二又记唐太宗对宰相房支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一”。这些话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欢迎“极谏”，不敢“独断”，并非着眼于人民疾苦，而是总结历史故训，避免自己的统治垮台，是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毕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实行前述儒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对后代君主起着不小影响，同样推动着限制君权的活动。
人们都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全国交通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从北宋起，中央控制地方日益严密，而且为改变五代王朝频繁更迭之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许多措施，防微杜渐，总揽权柄，以致一般认为，从此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突出发展（16）。可是两宋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也随之变化了呢？没有。它们依然反对皇帝“独断”，主张信用宰相与大臣。如前引《唐钅监》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揽权的话下，范祖禹评论说：“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他还举“圣君”舜为例说：“当舜之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土、谷之事，舜不亲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礼、乐之事，舜不与也。……虞（山泽）、工之事，舜不知也。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听焉”。“君不可以不超也，……臣不可以不劳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唐钅监》还是进奏宋哲宗阅读，供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为“当世所重”的一部著作（17）。这些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虽然北宋初年由于统治尚未稳定，一度能干的宋太祖独断专行，并且起了很大作用，可是等到统治稳定，继位君主并非个个有这种才干之时，当时的思想、舆论界，仍然推崇君逸臣劳的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最适合一般的、绝大多数中主的情况，何况从唐太宗的言行看，即使英主，独断专行也不是都能给封建统治带来好处的。
不仅北宋范祖禹，以大造“尊君”之舆论著称的南宋大儒朱熹，也反对皇帝“独断”。他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中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宋宁宗）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为什么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独断……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呢？就因为君主一个人才干毕竟有限，如做出一个决定不与大臣、宰相商议，不经过给、舍审核、草拟便下达，“悉当于理”只能是一次、两次，如形成定制，长期沿用下去，迟早将会出乱子而危害整个统治。所谓“以启将来之弊”，含意即在于此。而前引唐太宗声称不愿“独断”，其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朱熹如不是根据儒家政洽思想，总结无数历史教训，并且为了整个统治利益，具有无畏精神，是不可能也不敢向皇帝作出这种断言的。
这一类思想、舆论，在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独揽大权之后，依然继续流行着。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便是明代丘溶的言论。他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总论朝廷之政”中说；“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在卷六“敬大臣之礼”中又说：必须重视有盛德的大臣，“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从敦雅俗，垂农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按丘浚乃明文渊阁大学士，《大学衍义补》是他于孝宗时奏上，供经筵日讲和太子学习的一部著作。孝亲曾称赞此书“有补于政治”（见书前周洪漠题本引），后来明神宗还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18）。然而，和明太祖指导思想与措施不同，丘浚依然鼓吹君主应委任大臣，甚至垂拱仰成的思想。这就再一次证明，这种思想经过两千年正反面经验的反覆提供，理论上更趋成熟，在儒家经典中又有根据，明太祖带有时代和个人特点，独断专行的做法，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
《明史·骆问礼传》：穆宗时上疏说：“陛下躬揽万机，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明代，也是战国以来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个理想境界：使君主行使至高无上权力，成为广泛吸取群臣意见基础上的“独断”，成为“皆合天道”，即完全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的“独断”，实际上也就是成为限制了自己独断专行（“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的“独断”。大概由于明太祖高度“独断”的缘故，明代巨子常使用“独断”这个词，可是如上所述，它已是被改造了的“独断”，其实际涵义，和朱熹反对“独断”的意思，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既然两千多年逐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此，既然绝大多数统治集团成员的愿望如此，而皇帝归根结底又必须靠他们的拥立与支持而维持统治，则从总趋势上，君主专制权力怎么可能不断加强呢？
（三）
提出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总趋势是不断削弱的这一看法，其次一个根据是：这一权力必得通过具体政治制度方能实现，而两千多年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的演变，从总体上看，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不断限制（实即削弱）君主专制权力（19）。这是在前述儒家政治思想影响下，广大官吏以至一般君主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政治制度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制定或批准的。少数君主及其政策支持者虽曾制定、实行了一些有利君主独断专行的制度，但在随后演变中，仍被扭回到原来限制和削弱这一权力他轨道上去了。
关于具体政治制度演变的这一特点，请看以下史料。
1、秦汉、魏晋南北朝
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诸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制度上受到的限制很少。虽然西汉初年政事务经宰相奏请，皇帝“靡有不听”，似乎相权重，君权轻。共实那是因为当时实行无为而治政策，特别是皇帝缺乏教育，缺乏统治经验，而宰相却富有统治经验伪缘故（20）。可以说西汉初年是特殊条件下构成的特殊君臣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君主握有至高无上权力，宰相奏请不经批准，便不能生效的君主专制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这之前的秦始皇，在这之后的汉武帝，全都大权独揽，政自己出。道理很清楚，这两人统治之时的条件与西汉初年不同。由于按君主专制制度所享有的至高无上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本来就很少，加上雄才大略，便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行使了当时种种条件下所可能行使的权力。
由于以上缘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皇帝颁下诏书差不多都以“制诏”二字开端，反映经过前述简单程序，即成正式语书，交宰相机构执行，毋需再经什么部门审核了。而从东晋初年开始，诏书开端逐渐改用门下两字（21），意思是在形成正式诏书、实行之前，要先交门下省审署，门下省有权对内容提出异议，请皇帝重新考虑是否修改或取消这一诏书（22），这就是后来习惯称呼的封驳权，这时从文书格式上固定下来了。在北朝，大约在魏、齐之际，又出现了门下省的覆奏制度，规定在重大政事上，门下省虽同意语书内容，却不能直接署名行下，还需再送回皇帝审批一次，请他重新慎重考虑，以防草率从事（23）。这一制度固然首先是为了让门下省把关，以保证统治质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君主专权的一种限制（24）。
不仅如此，在诏书起草过程中逐渐也出现了限制。在秦及西汉，并没有诏书必须经过哪一机构起草、颁了方才算作正式诏书的规定。而至东汉，尚书台逐渐成了这种机构（25）。魏晋南北朝这种机构又换成了中书省。不经中书省起草的皇帝“手诏”、“中诏”等，虽然往往也能发生效力，这是因为皇帝毕竟握有至高无上权力，但由于这种手诏内容往往由皇帝自行决定，起草和颁下过程中受到的监督少，容易出错，危害整个统治利益，所以一直不能算正式诏书，在制度上的效力也就无法与中书省起草的相比（26）。实际上这也是给予皇帝恣意妄为的一个限制。
2．唐、宋
正是在上述演变的基础上，形成唐代不经中书、门下，不得称诏敕的制度。《旧唐书·刘袆之传》：任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门下）三品，为宰相，被人诬告，武则天“特令”王本立审问此事。“本立宣敕（中敕）示袆之。袆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指未与宰相商议，未经中书起草和门下审署。武则天只含糊罪以“拒捍制使”（见《唐律·名例一·十恶》），而不驳斥从中所下之敕，不得名敕之说，也证明刘袆之所说，确为唐代制度。
（即手诏）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李肇《翰林志》引）。从李朝隐事后并未受到打击来看，陆贽所说，是有根据的。而且将诏书由中书、门下视为“无私”，等于将下手诏视为“私”，又反映在道德观念上也对皇帝独断专行进行了限。
宋代限制皇帝滥下手诏，独断专行的材料更多。《续资治通鉴》卷四七记载：北宋仁宗时社衍为宰相，“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手诏）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人对，帝日：‘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联，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所谓内降，亦称内批，即手诏。用手诏用人（即“内降恩”），因事先未通过中书、门下，未经正常铨选途径，坚持制度的宰相便可拒绝执行，明理的皇帝也承认他的做法正确。南宋宁宗时虽屡降内批，强迫臣下执行，但谏诤者仍相继不断。前引朱熹反对宁宗“独断”，提出皇帝发出诏令必谋之大臣等，乃“祖宗之家法”，证明这确是宋代通行之制度。后来游仲鸿又上疏说：“陛下……御批数出，不由中书（此指宰相机构）。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去之不以正，讲官朱熹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王介又上疏说：“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移台谏，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宁、大观（均北宋徽宗年号）间，事出内批，遂成北狩之祸。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今宰相不敢封纳，台谏不敢弹奏，此岂可久之道乎”（两书均见《续资治通鉴》卷百五三）。至宋度宗时，刘黻又上疏“论内降恩泽曰：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本传）。
从这些疏文，一方面可以看到宋代内批甚多，但另一面又可看出宋代下诏需经中书、门下之制度更加完备（27），因而反对内批，反对君主独断专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涡”、“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干“私”心。而皇帝坚持下达内批，却没有什么理由可说。有趣的是：有的皇帝一面颁下内批，一面又命令宰相大臣不必一一照行，要酌情办理。如宋仁宗康定元年“诏自今内降指挥（意同内批），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佑二年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困线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为什么要这样自我矛盾呢？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以上分别见《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卷五一）。这就表明，在当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和约束下，有的皇帝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从道理上深知违反具体政治制度，个人独断，滥下内批，并不符合自己统治利益；另一面从感情上又往往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加上外力推动（如某些近幸蛊惑、怂恿），一时难以尽改，以致出现了宋仁宗这种边下内批，边求宰相把关，不许径直执行的情况。这正是我前面说的，绝大多数君主会遵守具体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权力从总趋势上不可能不受到限制的一个范例。
当然，如前所述，封建社会人治一直占主要地位。要使君主、官吏真正遵守一切制度、法律，光靠以上办法而没有广大人民的觉醒、推动、监督，是绝对不行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实现。不过，封建社会人治、法治之演变规律，对我们或许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4.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特点
特点：
1、经济基础稳固。经济基础主要在于两点：土地国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2、皇帝总揽天下大权，包括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的权力，同时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
3、皇帝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官僚制度的趋向是皇帝任用亲信随从以取代和驾空庞大的官僚机构。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正常的决策行政系统。针对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办事机构，常采取两种方法以制约其行政职能：一是架空，二是分权。
4、中央对人身控制严密：最早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如“什伍组织”，把百姓编入什伍之中（管仲制定，以10家为一什，以5家为一伍，对基层进行控制，有上报制度、惩罚制度）；再如商鞅“连坐法”，把伍、什通过户籍办法编制起来，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
一般来说，郡县长官为皇帝直接任命，郡县之下有乡（10亭为一乡）、亭（10里为一亭）、里（25家为一里）、什、伍等组织，它们管理人民、土地和赋税，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结果是使得平民失去流动的可能。
(4)恣睢之臣全文阅读扩展阅读
成立过程：
1、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
2、确立（秦朝）：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
3、巩固（西汉）：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完善（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5、加强（北宋）：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
6、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
7、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
5. 李斯当年为什么要背叛秦始皇
李斯年轻时曾刻苦钻研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以其过人的谋虑和智慧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同时对中国汉字和货币的统一，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李斯又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妒贤嫉能，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同学韩非；并伙同赵高篡改了始皇的遗嘱，扶二世继位，最终逃不了被腰斩的命运。
司马迁说：“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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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刀》
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撩骚？
闷骚护短傲娇小公举徒弟攻x麻烦体质作死伪直版浪荡师权父受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五湖四海皆为战，江湖所在，即是恩仇报应，循环往复，要么死，要么活。”
很多年前，少年楚惜微初入师门，就听见了这样一席话，如覆雪在顶、透骨生寒。
吓够了小徒弟之后，叶浮生这才施施然地喝了一口师父茶：“以上纯属扯淡。”
——
每个初出江湖的少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套路，叶浮生前半辈子因此掉坑无数，后半生他大彻大悟，决定去套路别人。
然而要真这么简单，就不是江湖了。
一剑破云开天地，三刀分流定乾坤。东西佛道争先后，南北儒侠论高低。
传说不会因年华老去而消逝，恩怨不会因时光翩跹而淡去。
一代惊鸿刀客拜别庙堂重回江湖，本打算无牵无挂了却残生，奈何当年收下的小弟子已完美进化成一代黑山老妖，抓住他的小尾巴不放。
前期黑历史耻度爆棚后期别扭黑化弟子攻VS生命不息作死不止爱撩师父受。
这是一个浪荡不羁的撩骚师父到处挖掘武林旧年恩怨的冒险故事；
这也是一个闷骚忠犬的傲娇徒弟追着师父死生不弃的浪漫故事。
峥嵘过后，繁华成灰。惊鸿掠影，天下封刀。
《恣睢之臣》《酌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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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卿酒作品有哪些
截至到2020年12月22日，唐卿酒的作品如下：
1、《将进酒》
《将进酒》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20年4月出版，酷威文化出品。
主要内容：大周王朝咸德年间，建兴王沈卫兵败于东北茶石河，导致中博六州险些被外敌侵占。其子沈泽川受押入京，沦为人人喊打的余孽。
离北王幼子萧驰野闻讯而来，出手狠戾几乎要了沈泽川的命，谁知这看似文弱的沈泽川凶得很，回头一口便咬得他鲜血淋漓。
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庙堂内外，争斗不休。不想在这明争暗斗中，意外发现了沈卫兵败的真正原因。
2、《紫罗兰和荆棘鸟》
《紫罗兰和荆棘鸟》是连载于晋江文学网的一本爱情类小说，作者是唐酒卿。
3、《南禅》
《南禅》是由唐酒卿所著的原创耽美小说。2018年7月6日连载于晋江文学城。广播剧已在猫耳FM上架。
4、《恣睢之臣》
《恣睢之臣》是已完结的一部爱情类网络小说，作者是唐酒卿。
内容简介：人人都怕柏九的阴晴不定。只有辛弈降得住他。一个落魄小世子被鬼畜毒辣阴狠的大人包宠的故事。
5、《限时狩猎》
《限时狩猎》是连载中的一部悬疑类网络小说，作者是唐酒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