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告别的年代 黎紫书 读后感
《告别的年代》
对于一个以汉语写作的人，我们是否专注地对待过“母语”这个命题？我想，任何一个严肃的同侪，对此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操弄语言，有谁竟敢不琢磨自己的母语？这里我存疑的是，委身于自己的母国，我们的这种“琢磨”，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文学从业者对于自己母语的那种必要的、堪称憔悴的“琢磨”？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参照，当然便是除却中国大陆之外，那些以汉语写作的华人作家。
黎紫书其人在华语文学圈早已声名显赫，出道以来，于那个所谓“文学条件异常贫瘠的马华文坛”，获奖如探囊取物，几近孤独求败。然彼“圈”非此“圈”，在我等置身其间的这个“圈”里，她依然貌似一个 空降而来 的“他者”。当这些“他者”声明自己辗转着的那个文坛“条件异常贫瘠”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转而告之——我们的这个文坛同样“条件异常贫瘠”，甚或，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可谓荒芜。当母语在母国被制度性地制造着喧哗、并且随之“奇迹”一般地繁荣着，是好是歹，个中的况味不说也罢。捧读这本《告别的年代》，我不时会生出如此猜测：如果黎紫书是我某个“中国大陆的中原文学”同侪，我还能读到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吗？答案是，难。不去论才华与禀赋，这部书的格调与志趣，显然已经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中原文学”同侪中难得一见。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去比较黎紫书的才华与禀赋，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我见识过的人已实属不少，所以，对于这些人格调与志趣的丧失才倍感唏嘘。我们委身于“中国大陆的中原文学”（多么古怪的一个所指），在合唱中歌声嘹亮，最是稀缺荒腔走板的调门，如今我们正四列纵队一般地去力图将作品写得“雅俗共赏”，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搞怪”的欲望。这种欲望我们并非天然缺乏，一度似乎还颇为雀跃，但时至今日，与时俱进，我们的才华与禀赋已经集体用于混世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黎紫书们叹息着的“边缘”与“少数”，恰恰保障了一个写作者那种必备的“搞怪”品格。
这部长篇理论上由三层叙事来结构：“杜丽安”的故事，“你”的故事，作者与评论者的故事。三层叙事互为表里，彼此衍生与暗示，勾连出一部马来西亚华人的家族史。作为一个同侪，我当然更加着意小说背后那个黎紫书的写作状态。她真的是洋洋得意，是在毫不羞涩地炫技，在这种已经难以被“雅俗共赏”的三层叙事背后，起码还暗藏着另外两层甚至更多的玄机。那些郑重其事的注释、整部书在页码上的刻意设计（它是从 513 页开始的），以及许多或者昭彰或者暗晦的隐喻，都让这部不长的长篇自我膨胀、繁殖，直至真的具备一番“史诗”的相貌。在这样一部自己的长篇处女作中，黎紫书携万千装备，几乎是在 不 惮于夸张地“作”着小说，那种骄傲与自信，那种“我就要这么弄”的气概，那种舍我其谁的派头，真的让我再次得以窥见小说这门古老艺术最初的源头——我们那位古老的宗师，可不就是这么大大方方又理直气壮地虚构着、搬弄着、“作”着、而又悲伤着么？
黎紫书掌握着这门古老艺术的根本性技艺——语言。在这部书里，她的语言再一次证明，现代汉语在一个“边缘”作家的笔下，会何其逶迤曼妙，那种准确与洗练，委实让人喜欢，这种以文字本身显现意义的写作，反而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作家笔下时有翩跹，又委实让人无语。这里的差别，当然不止是他们把“的士”写成“德士”。小说中的第一部分，“杜丽安”的故事讲得最为规矩，成就这种规矩的，正是黎紫书严饬、周正的文风。若说这个部分最像“汉语小说”，那么，它堪可以“汉语小说”教科书来示众。在第二部分的“你”那里，黎紫书写出了那种沉郁潮湿而又暗疾流布的热带气味，让我想到了那部印度人写的《微物之神》。这种气味在汉语书写的经验里寥寥无几，我们年迈的母语，并不曾有效地跋涉在热带的气压之下。于是，在这一部分，黎紫书拓展了我们母语可以涉足的疆域。第三部分多少有些作者的夫子自道，在这个部分，黎紫书的野心乃或自辩、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尊严感，都得以任性地一吐为快。她用她那种漂亮的文风声明：许多评论家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独特”的切入角度与别扭的阅读姿态……然而他愈是卯足劲寻求各种管道要进入小说，小说本身则更严厉地反弹与拒绝……他是最孤独的读者，也许比作者更孤独。他是被小说遗弃的读者，注定了一辈子只能阅读 自 己想象中的小说。不是吗，写得好极了！作为同侪，也许我对这第三部分或者其外更隐蔽的部分最为好奇，因为从中，我能够得到某种不为人知的安慰与劝解，它让我从另一个同侪的影子里，看到自己那些炫耀之余的沮丧和“搞怪”背后的严肃。诚如黎紫书在这本书扉页上的题赠：弋舟，在一种纬度里我们生存如肉体；在另一种纬度里我们生存如灵魂。
我得承认，她的汉字也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中国大陆的中原文学”作家们写得好。
2. 肖涛的肖涛博士:《全媒时代的次生林写作》
与源自“文革”时期的……
全媒时代的次生林写作
1.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是写作者以部落化的生存与写作形式聚集的转捩点。也正凭借读写工具、发表渠道和交往方式的媒介变革，才使得当代作家身份发生了变异，文学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才有可能。次生林写作亦藉此愈加兴盛。
何谓次生林写作？寻常所谓的次生林（secondary forest）乃原生林（vergin
forest）经不合理采伐和严重破坏后自然形成的森林。次生林分布范围广泛，种类繁多，为当今最主要木材供应源地。本文借鉴生态学中的次生林概念，指谓着原生林（体制内专业作家或传统型作家）、人工林（自由撰稿人、职业作家及畅销书作家）之外为数众多的那部分兼职或业余写作者。没有他们始终如一对纯文学热点问题的追踪、口耳相传的阅读和传播、持之以恒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表达，纯文学之林难免会大煞风景，寥落许多。其实我也明白，这样换汤不换药的玩概念手法，不过对能指符进行颠倒播撒的语言游戏而已。说穿了，所谓次生林写作，不过一个业余写作而已。
与源自“文革”时期的“地下沙龙”的悄然繁衍密不可分。“太阳纵队”、“X小组”、“白洋淀群落”、《今天》诗群、“第三代”诗人、“先锋文学”等等，莫不以近乎次生林般的写作身份浮出历史地表，渐次进入主流，并获得认同，从而让当代文学显示出五彩斑斓的样貌。诸如“边缘”、“少数”、“潜流”、“地下”、“异端”、“民间”等临时而歧义的命名方式，亦从不同侧面，丰饶着当代文学生态的绚烂景观，同时也衍生出了复调声音。
次生林这一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1980年代文化政治的产物。“第三代”诗人钟鸣在他的《旁观者》（海南，1998年）第2卷中，多次提及一本鲜为人知的民刊。其中有一段钟鸣写道：
《次生林》是用最原始的手工艺完成的。它的命名也很偶然。我们一群人到卧龙自然保护区作短暂的旅行。那里熊猫才是主人。森林，雨水，罐头，一连串的馊主意……最后是一位林业技术员无意之中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他在讲森林概念时，提到了“次生林”：“原始森林在经过自然或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后，在原来的林地上重新生长起来的次代森林，包括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两大类。在林龄不同的地方，这些森林有的已开发利用，有的还待开发。事实上，我国保存完好而未被利用的原始森林都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一带，大部分都趋于过熟，真正有生命力的，能代表未来的，仍然是富有朝气的次生林。”我觉得这个森林术语，对这代人是再好不过的比喻——毁灭后的生长，繁殖，一片新的郁郁葱葱的诗歌的象征之林。
这份1982年由钟鸣等在四川成都创办的民刊《次生林》，载有柏桦、欧阳江河和翟永明等人诗作，已表现出与北岛、舒婷式的“朦胧诗”意趣迥然的面貌。柏桦名作《表达》（1981）之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基于反叛意识而生的复杂意绪和感性诉求。稍后，韩东、于坚等“他们”派诗人，则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并倡导“口语”，注重“语感”，趋向平民化叙事，从而揭橥了1986年两报“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这一表征次生林写作者集体崛起的大纛。自后，次生林写作者以此起彼伏的方式，不断维护着文学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自足功能与赓续递进的生猛态势。
2.当下次生林写作者，基本以群落化的形态，聚集于各个网站——如“左岸文化网”、“万松浦论坛”、“黑蓝”、“纯写作博客池”、“中国新小说”及其他各省市级作协官网，成为其注册会员，并通过发表作品，相互传阅、点评、举荐，藉此进入纸面杂志，获得发表机会，从而营造出百花齐放的良性氛围。即便已发表在纸面期刊上的作品，他们也将其张贴于网站页面，或置顶，让更多的人点评、学习和借鉴，不失为一种扩大影响力和转载率的合理举措。
因本文并不针对那些网络写手云集的文学网站和网络上的畅销类型小说进行分析，而着重于那部分纯文学网刊中的写作者。因此下面我着重以北京大学几个文学爱好者成立的“左岸文化网”中“小说会馆”为视窗，以本人“肖涛小说评介”栏目身份所做的部分小说作者问卷调查为依据，来进行一番简要分析。
先看一份名单：
(1)50年代的常青树：徐站夫、北河、刘隐璋等。
(2)60代的壮年木：盘索、张全友、丁国祥、邱晓鸣、德拉、云经立、海东升、沙玉蓉、宁可、吴永华、刘晨、秦峰、张北雄、刘凤阳、余一鸣等。
(3)70代的灌木丛：何雨生、李浩、徐则臣、尹守国、肖良国、熊万里、张可旺、安勇、陈集益、斯继东、鬼金、张爽、朱秀锋、虽然、雷默、徐永、弋舟、刘丽朵、李心怡、艾玛、方如、周海亮、筱桦、杨袭、高涛、木子车、祝红蕾、刘亮、张可旺、马车、蒋林、柳营、薛舒、王秀梅、赵月斌、张运涛、黄土路、郝炜华、程相崧、柏祥伟、范玮、宗利华、付秀莹、塞壬、娜彧、陈年、庄永、刘晨、杨遥、朱宏梅、杨袭、梅驿、舒绿痕、董增文、万家超、李大唐、杜怀超、吉方君、杨光路、谢宏、宗利华、大喜、黄书恺、钟二毛等。
(4)80后的幼生林：杨那羊、手指、甫跃辉、宁亮、鲁孟陶、乔洪涛、张墩墩、王西平、维斯小、朱小勉、陆荣斌、林楠、张小树、刘二曼、张小树、回璇、曹永、秦客、黄庆谋等。
（至于1990代出生者，尚未进入此列；另，上述名单中部分作者可能未在“左岸”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但其身份及其写作状态，以“次生林写作”概念涵盖，同样有效。）
从年龄段划分上，你能感觉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为创作主体。同时1980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也逐渐增多。为什么生于1950、1960年代的写作者较少呢？我觉得要么是其文学梦已经破灭；要么是心态老化，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要么生活工作皆比较稳定，闲暇娱乐方式、表达自我、忆旧追梦皆有其固定方式；要么就视文学创作淡若水，与现实、自我、他人之间引发的碰撞和焦虑能够通过非写作的方式获得疏泄。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是写作者，如果能坚持下来，这部分年龄段的人，大抵是功成名就，且进入了文学史秩序。
而大部分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人，年龄正处于被卡住的尴尬阶段，上下两难，进退不得，成败难说，充满了许多未知数，特别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他们的反应最敏感，表意的焦虑也最迫切。
这些小说作者所从事的职业大致为农民、一线工人、小老板、企业老总、自由职业者、退休工人、学生、警察、教师、打工者、杂志编辑、公司职员、文化馆员等。即便加入各级作协者，也有其谋生主业。
对于其写作身份，问卷调查中95%的写作者自称为业余写作抑或是文学爱好者。其发表作品渠道，以向纯文学杂志靠拢为主，如《黄河文学》（该杂志07年与“左岸文化网”合作，每期推出一两篇见诸网刊上的小说）、《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红豆》（推出10万元长篇小说新人大赛奖）、《鸭绿江》、《文学与人生》、《芳草文学选刊》、《十月》、《山花》、《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和北京人张爽自费主办的《天天民刊》。博客也是每个写作者勤奋垦拓的自留地。
若按照小说类型及其主题而论，基本不出表述当下“中国经验”的范畴，如进城序列、乡村变革、学校与家庭故事、暴力演绎、动物母题、底层弱势群体、童年记忆与成长经验、爱情主题、欲望叙事、疾病问题、虚无主义与信仰迷失、情感认同。当然也不乏如舒绿痕、鬼金、郑小驴、刘丽朵等人的先锋实验和形式创新。总而言之，他们对既往历史与当下中国问题的敏锐捕捉和反应能力，超过了很多专业作家、职业作家和畅销书作者。
平心而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化进程”和“先锋实践”俨然落下帷幕，次生林写作者更注重对个体经验的发掘和对汉语言文学特有质素的激活，从而敞露出时代变迁和生活遭遇所引发的相关思考。他们表述“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一种比较平实的平民立场和纯粹的个人化倾向。
3.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在同一时空下，皆存在着不同的写作生态。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一体化”的制序建构，与以业余身份为主而构成的次生林写作者的热心参与，密不可分。次生林写作者凭借与各级作协内成名作家的通信往来、交流座谈、拜访学习，加上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进入各级文化馆或作协系统，并成为一个梦寐以求的单位人，缩影了“学而优则仕”这一文化心理。农家子弟成为工人阶级之一员、工人子弟成为知识人、普通士兵获得晋升机会，都与彼时的作家培养机制有一定关联。“一体化”解体的1990时代，市场大潮开始让次生林写作者分流，一部分人“下海”并成为自由撰稿人和文化产业工作人员。问卷调查中很多出生于1960和1970年代的写作者有此经历。辍笔谋生的那段经历，成为他们重新捡拾其文学梦的主要题材来源；即便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其它职业，他们也始终在关注着频仍变动的当代生活。从此看，他们未尝不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精神遗产之一。就我个人而言，与1980年代相生相随的青春期，的确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文学热潮，由此也塑形出了个人缱绻难忘的写作情结和文学理想。
当然，而今的次生林写作终究与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有着相随相生的辩证联系。因为传统的新人培养机制发生了变动，那么他们的写作将去往哪里？成为网络写手和各大网站的红人，论其才干和闯劲，似乎不太可能，而且这部分写作者的审美标准及其文学观念，并没有被市场彻底征集和完全同化；同时专业作家的晋级路径，也越来越狭窄。他们只能以游牧分子的形式自娱自乐，从而让一份文学梦保持薪火传承，绵延不绝。试想，如果有一天他们的生活再遇到困境或变更，这个文学梦能否坚持做下去，是否会导致文学精神的沙化、矮化和退化，也实在令人堪忧。
次生林写作者比较心仪的写作偶像，国外大抵不出卡夫卡、卡佛之辈，国内则以王小波、韩东、朱文等为效仿对象。这种身份认同本已表明：次生林写作者不仅是公共生活领域内的次生林，更是文学场域中占位靠后的次生林。因此，各种文学期刊编辑如何在审阅稿件之同时能够发掘出更多见诸网络上的佳作呢？终究如徐则臣、陈集益、付秀莹这样成功突围的次生林写作者，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则处于半明半暗、自消自灭状态。
同时，文学批评机制特别是学院象牙塔内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如何在厘清“网络文学”之歧义性的同时，能够近距离地对这部分作者的作品进行伯乐识马、中肯品评和客观辨析呢？
我们大学里的文学研究者，如何在大学语文教育、文学史知识普及、文学经典讲座、文学作品研讨会等工作之外，给予自己身边的业余身份写作者以必要的鼓励、提携，同时给予陌生的文学爱好者、写作新手应有的精神支撑和恰切的理论指导，我想，一定能有助于文学生态的薪火传承。比如上海大学除了一个郭敬明之外，还出现了一个刚刚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的王若虚。对这样的“80后”在校学生和文学青年，我们应该爱护他，帮助他，让他的表达更有力度和深度，而不是泛泛地给予遮蔽、蔑视或否定。
还有，当下丰富多彩、驳杂多义的生活情景能否为文学生产提供新的经验呢？比如在《蚁族》社会学著作之前，生于1980年代的鲁孟陶、张墩墩等次生林写作者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现象。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文学读者、批评者和文化研究人员，也没有及时对之作出信息反馈、也没有给以适度而精准的理论导向呢？
捎带着穿插一个问题，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成就及其接下来的文学史编撰，应该对我们上世纪诸多不谨严的文学史命名诸如“新生代”、“晚生代”、“70代美女作家”、“80后写作”等，进行修正和补充。仅仅“80后写作”，在我看来并非郭敬明、韩寒、张悦然、小饭、李傻傻、周嘉宁、春树等依托“新概念大奖赛”获得者为代表，更多有势力的后起之秀，正在以非纸面发表而直接签约出版社的方式，来将写作进行到底。
另外，很多次生林写作者因甘居边缘和末流，对那些与之类同的个体常有独到而湿润的发现。比如残疾人因为饮食男女等基本问题而挣扎的“裸命”（baldliving）状态，在盘索、鬼金、周海亮等人小说中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呈示。这是否意味着“底层文学”之“底层”族群在身体甫一出生这个起点中即已经被排斥在外，并显示出某些异质性因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