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魯迅罵胡適的原話是什麼
魯迅與胡適的交往，從魯迅的日記看，是始於1918年，而來往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們從相識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後，他們政治觀點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適的「高升」，他們日見疏遠，關系日趨惡化。此後，魯迅時不時或直接或間接地批評胡適，在魯迅生前，胡適則一律採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
在五四運動興起之前，胡適在《新青年》二卷五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魯迅與胡適有著比較一致的思想觀點與共同的主張，即：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此外，他們在文學、學術實踐上也有很多共同點和互補之處，他們的步調是一致的。在反對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或是胡適首先發難，魯迅緊緊跟上，並作進一步的闡發；或是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某一問題作深入的論述。
魯迅與胡適分歧的第一次具體表現，是對《新青年》「雙簧信」的不同看法。當時，《新青年》同人「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劉半農語），他們從斗爭策略著眼，導演了一出「雙簧戲」，激怒了封建衛道者，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封建主義守舊派短兵相接的斗爭由是展開。胡適作為《新青年》的編輯之一，對「雙簧信」的內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為然，視之為「輕薄」之舉，並以為「憑空閉產造出一個王敬軒」並不值得辯論。但魯迅的態度則相反，魯迅認為此舉無可非議，因為「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他們的分歧並沒有公開化，也沒有發生沖突，屬於各說各的。
魯迅和胡適之間，還有一個關於「整理國故」的不同見解。1923年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胡適更系統地宣傳了他的「整理國故」的主張。胡適勸青年「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到了1925年，胡適走到了愛國學生的對立面，以進研究室「求學」為借口，反對學生運動。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溥儀召見胡適這件事的當時，魯迅並沒有什麼評論。到了1931年底，蔣介石召見胡適等見諸報端時，魯迅才舊事重提，予以挖苦。
魯迅「罵」胡適，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關於對日本入侵的態度問題，而所謂「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一直成為胡適「賣身投靠」的一條罪狀。
此後，魯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為根據，臭罵了胡適，說他為日本侵略者獻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報·自由談》以「何家干」的筆名發表的《出賣靈魂的秘訣》（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魯迅的筆名發表，後來魯迅將其收入《偽自由書》）一文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此外，在《花邊文學》的《算帳》一文，《且介亭雜文》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且介亭雜文二集》的《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的問題，魯迅給予了不留情面的抨擊。
1933年3月15日，魯迅寫了後來被收入《偽自由書）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評胡適為國民黨監獄塗脂抹粉的行為。
魯迅逝世後，胡適多次談到了魯迅。這些評論，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某種政治偏見，即便這樣，也還有一些客觀的內容。
② 胡適的軼事典故
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並坦言「我佩服陳胡。」
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系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贊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歸於魯迅。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復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0世紀50年代中期 ，中國大陸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胡適的思想不僅受到 了他的對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舊，甚至學生也都向胡適一齊開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何干之的 《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文章批判了胡適在 「問題 與主義」的論戰中的主張是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 長，是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1951年 8月，北 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等師生召開 「控訴會」，俞平伯、 顧頡剛、朱光潛等胡適的同事、學生都作了批判性發言。
事實上早在民國時期對胡適思想的質疑之聲便已存在，例如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胡適研究專家周質平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無積極推動的作用，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證的老路。
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稱文學革命。胡適到北大後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周報》、《晨報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傾思潮在1920年有逐漸壓倒胡適的趨向。但胡適的思想還是在當時不少「左」傾青年的心中留下種子，幾十年後又奇跡的出現。在先後讀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蕪幾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迴向胡適」的信息。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別是「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談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往來書札》」「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時為2004年公開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序文，佔去了全書內容大半。與其他研究胡適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時以胡適1910年赴美留學到晚年1962年的日記、書信為基本史料，旁徵博引，將圍繞胡適本事中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一還原。
在胡適本事中，關於胡適博士學位的真假，一直有爭議。1919年，當胡適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運動」時，胡適「昔為好友，今為仇讎」的梅光迪，就對胡適是否該稱為「博士」提出質疑；其後，做過胡適口述自傳的唐德剛，也對胡適的博士學位提出同樣的質疑。他在《胡適口述自傳》的一條注釋中，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結果是「大修通過」，而且必須「補考」，因而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倫比亞大學，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唐德剛的這一注釋，後來多為研究胡適的學者所尊奉，胡適博士學位的懸案也由此產生。
余英時通過校勘這一時期胡適的日記，比照其他史料，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是貨真價實的。他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的『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個『假設』。」
作為敘述歷史的作品而言，包含豐富的、生動的細節的大量材料，是吸引讀者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正因為如此，有關胡適的研究作品，類似胡適博士學位真假之類的細節往往被渲染。但是，從研究歷史的學術價值而言，細節豐富卻並不等於歷史真實。余英時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將不真實卻豐富的細節一一剔除。有關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一些其他疑點，諸如胡適是不是「哲學家」、胡適的感情經歷等，在余英時的詮釋中，都一一破解，胡適的本來面目也慢慢清晰起來。
③ 胡適發表《_____________》，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陳獨秀提出「_____________」的口號；魯迅發表第一
| 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狂人日記 |
④ 魯迅文章片段
寫在魯迅先生逝世70周年之時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時25分，人間大愛者魯迅先生為死亡所捕獲。至今，已整整70年矣。70年，應是一個人一生的時光。而先生之涯才55年多一點，70年前的那天，是先生生死線上的黃金分割點嗎？
在紀念先生逝世70周年的日子裡，我不是很願意緬想那些沉重的問題，比如「魯迅活到今天會怎樣」，比如「魯迅是否民族魂」，比如「魯迅還是胡適」。門里門外獨彷徨，庄前庄後幾滄桑。在那個「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時代，先生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橫眉冷對千夫指」是肯定的了，但是，橫眉帶怒之外，還有俯首含情。「橫眉冷對千夫指」之後，還有「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似乎都對這後半句熟視無睹了，或者忘卻了。其實，先生「雖大抵和個人斗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當時光的通道進入21世紀，魯迅胡適這兩個名字屢屢被同時提起。學者謝泳主編的學術著作《胡適還是魯迅》出版了，作家韓石山的學術著作《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也面世了，「魯胡之爭」的話題於是舊貌展新顏。然而，胡適的自由思想與魯迅的社會批判，誰說必然是冰炭水火的關系？我越來越感覺到，用一個人的多，貶損另一個人的少；用一個人的有，貶損另一個人的無；用一個人的長板，貶損另一個人的短板，都是非邏輯非理性思維。魯迅胡適，並行不悖。用一個最簡單化的形象喻之：魯迅如拿著橡皮擦的左手，擦去錯誤；胡適如握著鉛筆的右手，寫上對的。但左手並不是不會寫字，右手也並不是不會用橡皮擦。
魯迅是整個世界的人，因為他是這個世界的大愛者、至愛者。魯迅的非常態、胡適的平常心，確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我看來，魯迅的冷里透著暖，胡適的暖里也透著冷，一如「魯」中有「日」，「胡」中有「月」；魯迅是因了當下而前瞻的，胡適是因了前瞻而當下的；魯迅因了為人生而為社會，胡適因了為社會而為人生；在思想之外，魯迅更近於作家，胡適更近於學者———准確的身份認同是很重要的。
「在魯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適便凸顯出他的意義」。魯迅胡適，表面上為中國知識分子展現了兩條不同的道路，其實道路的目的地是一個，那裡有著真正的人類福祉。他們同樣清晰地明白自由、平等、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他們只是以不同方式反對專制、擁抱自由。所以，今天不應該是「胡適還是魯迅」，而應該是「魯迅並且胡適」。
⑤ 關於魯迅和胡適的相關內容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專件樸素的中式長衫，屬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
⑥ 魯迅與胡適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名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
與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稱為「周氏三兄弟」。
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論文、散文、翻譯作品，對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0世紀中國的主要作家，是中國現代小說、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
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從1918年到1926年，陸續創作出版了
短篇小說集《吶喊》《故鄉》《彷徨》
小說集《故事新編》，
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而已集》《二心集》，
散文詩集《野草》，
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舊事重提》）等專輯。
其中，1921年12月，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
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其中大部分作品和雜文收錄在了《墳》《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等專輯。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病逝於上海，上海上萬名民眾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於虹橋萬國公墓，私塾三味書屋成了魯迅紀念博物館。
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被譽為「民族魂」。
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安徽績溪人。
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
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
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
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⑦ 魯迅和胡適誰的文學水平更高
魯迅跟胡適都是民國時期的大師級人物，我們不好作評價，那看看歷史名人對他倆的評價吧：
胡適去世後，蔣介石送給胡適的輓聯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很矛盾的一副輓聯，舊道德的楷模、新思想的師表。）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蘇聯作家）：「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語言是民間形式的。他的諷刺和幽默雖然具有人類共同的性格，但也帶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點。」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
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日本文學評論家）：「魯迅是現代中國國民文化之母。」
⑧ 胡適的作品
胡適的作品列表：
著作書籍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盧山游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四十自述》(1933年，台北，遠流出版社)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後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遠東，1953年)
《南遊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胡適口述自傳》 (唐德剛，遠流出版社)
校輯翻譯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譯《短篇小說》(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編《台灣紀錄兩種》 (1951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台北，自印本)
1919年起，還陸續翻譯了都德、莫泊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先後編輯為兩集《短篇小說》出版)，以及拜侖的長詩《哀希臘》易卜生的劇本《娜拉》(與羅家倫合譯)等。
文章期刊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於《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於《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於《每周評論》第31期)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於《新月》雜志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於《新月》雜志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於《新月》雜志第2卷第4號)
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於《新月》雜志第2卷第6、7號合刊)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於《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胡適，著名學者、詩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安徽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著聞於世。
幼年在家鄉私塾讀書。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學影響。曾求學於美國，師從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傳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他陸續發表一些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A.都德、G.de莫泊桑、挪威H.J.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哲學。「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原想20年不談政治的態度。他於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都屬政治性刊物。1938～1942年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8年返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史學、文學和哲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晚年潛心於《水經注》的考證，但未及寫出定稿。
⑨ 魯迅和胡適應該怎麼看呢
胡適先生生平
胡適（1891一1962），原名胡洪〔馬辛〕，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為白話文和五四文化的倡導者。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從學於杜威，深受其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 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並發表論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出版新詩集《嘗試集》，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影響的人物。1919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1920年離開《新青年》，後創辦《努力周報》。l923年與徐志摩等組織新月社。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1932年與蔣廷〔fu2〕、丁文江創辦《獨立評論》。1938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離開北平，後轉赴美國。1958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一生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諸方面都有成就，並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等。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史學、文學和哲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晚年潛心於《水經注》的考證，但未及寫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魯迅的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為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評論家、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人稱「文思革」。代表作：小說集《吶喊》《阿Q正傳》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華蓋集》等。
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魯迅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縣。青年時代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898年更名為周樹人，字豫才。1902年公費至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理想以自己的雙手去治病救人，後因戰亂紛起改行為作家，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見《吶喊》自序）。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留日歸國，任時兩級師范（現杭州高級中學）生理、化學教員，兼日語助教。其講課及所編《生理學講義》，深受學生歡迎。同年冬參加木瓜之役。1918年首次以魯迅筆名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成為新文學典範。1927年與許廣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嬰。有3個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於上海。著作收入《魯迅全集》，作品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後於1981年出版《魯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魯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小說中《祝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較為知名。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葯》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同時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魯迅以筆代戈、奮筆疾書，戰斗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先生一生的寫照。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舉舞弊案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葯方到葯店去取葯，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友」，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95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他第一次用「魯迅」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
魯迅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學生對故事中所描寫的魯鎮等江南水鄉、三味書屋等風土人情還不夠熟悉，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麼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盪，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是匕首、是投槍」，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生前，他立下遺言：「一、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亞說：「一個人的臨終遺言，就像深沉的音樂，有一種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魯迅一生的著作和譯作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共16本。
其中《少年閏土》一文選進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六年級上冊，《少年閏土》一文選自魯迅的小說《故鄉》。
1918年起，先後發表《狂人日記》《阿Q正傳》《葯》等小說名篇，後來收入小說集《吶喊》。
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清光緒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魯迅原名樟壽，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歲，使用魯迅為筆名。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縣知縣，此時正在北京任內閣中書。後任內閣中書。
父親：周伯宜（1861～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閑居在家。因肺結核而死。
母親：魯瑞（1858～1943）當地舉人魯希曾三女，思想頗為開通，出身於紹興近郊安橋頭一戶官宦人家，沒念過書，但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家庭：
在紹興，周家算得上一門望族，做官經商且都不說，單是人丁的繁衍，就相當可觀，所以到魯迅出世的時候，周家已經分居三處，彼此照應，儼然是大戶了。魯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過江西一個縣的知縣老爺，後來又到北京當上內閣中書，成為標準的京官。紹興城並不大，像周介孚這樣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贏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門上那一 欽點"翰林"的橫匾，正明白無誤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魯迅真是幸運，他的人生長途的起點，就設在這樣一處似乎距樂園相當近便的地方。
這就使魯迅獲得了一系列窮家小戶的孩子所無法享受的條件。家裡四五十畝水田，就是周介率不從北京匯一文錢回來，日常生計總是綽綽有餘，足以將貧困從他身邊趕得 遠遠的。周家是講究讀書的，周介率甚至有過讓兒孫一起考取翰林，在門上懸掛著「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的雄心，那種書香人家的氣氛，自然相當濃厚，魯迅家中有兩只大書箱，從《十三經註疏》和《四史》，到《王陽明全集》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從《古文析義》和《唐詩叩彈集》，到科舉專用的《經策統纂》，甚至《三國演義》和《封神榜》那樣的小說，都擠擠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裡有書，眾多親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書甚豐，而且不單是那些枯燥難懂的正經書，更有許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歡的好玩的書，從畫著插圖的《花鏡》，到描寫少男少女的《紅樓夢》，幾乎什麼都有。
一次，一位親戚甚至允許魯迅到一間堆滿雜書的小屋於里自由翻揀，他推開那房門的一剎那間，臉上的表情會是多麼驚喜！從六歲開始，魯迅就開蒙讀書，先是隨本家親戚學，後來又被送到紹興城內最有名的一家三味書屋去讀經書，《論語》、《孟子》……甚至連古舊難懂的訓詁書《爾雅直音》，也在塾師的指導下讀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說， 一定不覺得這樣讀書有什麼快樂，但是，一個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著書香門第的熏陶，有博學的老師指點，能夠日日讀書，還能用壓歲錢自己買喜歡的書來讀，這實在是那個時代的小孩子能夠享受的最好的條件了。 魯迅全集
中國是個講究父權的國家，獨鍾那種粗暴專橫，將子女認為私產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這樣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會被糟蹋得暗淡無光。魯迅的運氣如何呢？周介孚雖然脾氣暴躁，有時候要打罵孩子，但在教魯迅讀書這件事上，卻顯 得相當開通。那時一般人家的孩子，開蒙總是直接就讀四書五經，叫一個六歲的孩子天 天去念"學而時習之"，他會多麼痛苦？周介孚卻不這樣，他讓魯迅先讀歷史，從《鑒略》開始，然後是《詩經》，再然後是《西遊記》，都是選小孩子比較感興趣的書。即使讀唐詩，也是先選白居易那些比較淺直的詩，然後再讀李白和杜甫，這就大大減輕了魯迅開蒙的苦悶。祖母更是特別疼愛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讓魯迅躺在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搖著芭蕉扇，在習習的涼風中給他講故事，什麼貓是老虎的師父啦，什麼許仙救白蛇啦，魯迅直到晚年，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興味和愜意。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神態一本正經，卻比祖父更為溫和。他家教雖嚴，卻從不打小孩子。魯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會》中，記過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魯迅那樣快樂的時刻，偏偏逼他去背書。可實際上，周伯宜平時對兒子們的讀書，監督得並不緊。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寬容。 有一次魯迅和弟弟偷偷買回來一本《花經》，被周伯宜發現了，他們又害怕又絕望，因 為這是屬於閑書，一般人家都不許小孩子看的："糟了，這下子肯定要沒收了！"誰料周伯宜翻了幾頁，一聲不響地還給了他們，使他們喜出望外，從此放心大膽地買閑書，再不用提心吊膽，像做賊似的。至於母親魯瑞，對他的摯愛就更不必說了，幾個孩子當 中，她最喜歡的就是魯迅。從人情來講，父母總是愛子女的，可由於中國人祖傳的陋習，這種父母之愛竟常常會演化成對幼小心靈的嚴酷的摧殘。當然不能說魯迅就沒有遭過這 樣的摧殘，他後來會寫《五猖會》，就說明內心也有深刻的傷痕。但總的來說，他還是相當幸運的，至少在童年，他經常都是沐浴在溫和寬厚的長輩之愛中。魯迅曾在《野草》中寫了一篇關於他小時候發生的一件事，這篇文章叫《風箏》，初中七年級上冊有選這篇文章。
⑩ 對於魯迅和胡適誰文學水平更高，你有啥想說的
魯迅是指路燈，胡是花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