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說四世同堂的幾個問題
1、大赤包為人狠毒，作風凜冽，說話粗聲粗氣、走路霸氣十足，是小羊圈胡同里的「版女皇」，她掌握著一定的權權力，有一定的殺傷力，加上她狡猾多計，所以說她是會思想的的坦克車。
2、這個問題有點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感覺，我就自己的理解說一下。就像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味道，比如中國的春節，我們已經習慣了春節的放鞭炮、吃年夜飯、拿壓歲錢等活動，而往往沒有注意到就是這些早已經被我們融入到生活中的習慣習俗構成了我們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再比如，我們中國人交往中講究禮儀，習慣了委婉和含蓄的交流方式，這在我們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大家都是這樣，但如果是在一個外國人眼裡，這就是中國文化。如果我們生活在這其中的人不能客觀清醒地認識到，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些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就只能從一些風俗一些片段斷章取義地認識我們的文化而不懂我們的生活之處皆是文化。如果我們都不能認識自己的文化，那外國人只能從一些孤立的事物中串聯起他們對中國的印象，並認為這就是中國的文化。這就難免形成一些錯誤或片面的認識。
我也沒有說清楚，有時候感覺話都在喉嚨那裡卻不知道怎麼表達。
2. 四世同堂的時代背景
《四世同堂》以抗日戰爭時期淪陷的北平（按即北京，下同）為背景,以一個叫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戶為描寫對象,又以這一胡同中四世同堂的祁家為中心,以祁家長孫祁瑞宣的心路歷程為主線,表現北平民在日寇鐵蹄下的悲慘生活和抗爭。小說生動的展示了小羊圈胡同的人民由痛苦屈辱，惶惑偷生,忍受飢荒,到奮起反抗的艱難歷程,贊揚了他們崇高的民族氣節與抗爭精神,控訴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鞭撻了侵略者的殘忍和漢奸走狗的無恥行徑,也對北平人和他們代表的北平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揭示了國民性的弱點；同時，也表達了戰後中日兩國人民「超越復仇與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誼」7的理想。這是老舍規模最大、寫作時間最長的作品,也是抗戰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豐碑。老舍曾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小說，因為它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8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幾乎是用編年史的方式，逐一提到八年抗戰中的重大事件。從「七七」事變、北京淪陷開始，保定失守，淞滬會戰和撤退，南京陷落，台兒庄大捷，武漢撤退，廣州失守，汪精衛叛國，珍珠港事變和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日本投降，這一系列事件他都寫到了。雖然只是作為大的歷史背景，但它們都和淪陷中的北平人民息息相關，都在他們心靈上激起過巨大的反響。而當時的抗戰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民國政府領導下進行的，上述的時間幾乎都與國民黨的正面抗日戰場有關，因此，《四世同堂》不能不多次提到蔣介石和重慶。
在老舍的筆下，在他描寫的那些老北平人心中，蔣介石是抗戰的領袖，重慶是抗戰的中心。政府的作為，戰局的發展，始終是敵蹄踐踏下的北平人所關注的：
作品寫到「八。一三」開始的淞滬會戰的影響：「上海的炮聲把就壓在北平人的頭上的黑雲給掀開了！」當瑞全把這個消息告訴媽媽時，這個普通婦女也興奮地說，「好！蔣委員長作大元帥吧？」9
在日寇的統治下，瑞宣寧可冒著風險在夜晚走十幾里路，去友人家聽南京的廣播。「南京的聲音教他心中溫暖，不管消息好壞，只要是中央電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國家不但沒有滅亡，而且是沒有忘了他這個國民——國家的語聲就在他的耳邊！」，「南京的聲音足以使他興奮或頹喪，狂笑或落淚。」10
南京淪陷使瑞宣感到極度的痛苦，甚至失望。但不久，「他聽到蔣委員長繼續抗戰的宣言。這宣言，教那最好戰的日本人吃了一驚，教漢奸們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來。」「中央，他想，也必會派人來，撫慰民眾和懲戒漢奸！」「他只覺得繼續抗戰是中國的唯一的希望。」他決心堅持抗爭，「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國旗的時候！」11
第二年春天，台兒庄大捷更堅定了瑞宣的抗戰信念。「台兒庄的勝利使他的堅定變成為一種信仰。」更不可動搖。因此，雖然「政府是遷到武漢去了。可是，他覺得自己的心離政府更近了一些。」12
接著，在抗戰一周年，瑞宣「他聽到委員長的告全國軍民的廣播。 「他不再感到孤寂；他的心是與四萬萬同胞在同一律動上跳動著的。」13
不久，廣州陷落，我軍從武漢撤退。然而，「瑞宣對武漢的撤退並沒有像在南京失守時那麼難過。」他寄希望於重慶。「今天，重慶離他很近，而且有一種極親密的關系。」14
汪精衛叛逆投敵，又使瑞宣發生疑惑。「他想不通一個革命領袖為什麼可以搖身一變就變作賣國賊。假如革命本是假的，那麼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與名望的人都看成變戲法的。」「直到中央下了通緝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氣。……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戰的立在一邊，投降的立在另一邊。中央政府沒有變戲法，中國的抗戰絕對不是假的。」15
瑞宣以自己的方式關心著、分析著國際和國內形勢，歐戰的消息、蘇德宣言、蘇日協定等等。他從敵人報紙上的消息判斷「我們在長沙打了打勝仗！」而嚮往著「什麼時候，北平人才能協助著國軍，把自己的城池光復了呢？」16
……
以上便是《四世同堂》的前兩部《惶惑》、《偷生》中提到的部分抗戰大事對淪陷區北平人的影響，這些事都是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領導的抗戰息息相關的。可以說，《四世同堂》就是在這些大事的背景下展開的，沒有這些事，也就沒有《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飢荒》寫於抗戰勝利之後，老舍訪美期間。這時，老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有所認識，很少有對之作正面肯定歌頌的用語了。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認，抗戰時期作為執政黨領導抗戰並對外代表中國的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並作了如實地表現。
《飢荒》中除了繼續表現北平人民在鐵蹄下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和苦難，也表現了北平人民在苦難中崛起而進行的反抗和斗爭。這種抗爭有自發的，以詩人錢默吟和明月和尚為代表；也有自覺的，以受到當局派遣回到北平的瑞全為代表。瑞全是祁家的老三，在北平淪陷後毅然走出亡城去參加抗戰。他在大後方深入民眾，做了大量工作，並受到磨練。但不久就因「當權者得不信任民眾與懷疑知識青年們的自由思想」17，被迫回到城市，後來又被派往北平，組織北平民眾的抗爭，並在珍珠港事件後，「負責刺探華北的軍事情形與消息」18。他將錢默吟、明月和尚、瑞宣以及打入敵人內部的高第，小羊圈裡不甘屈服的人們都動員和組織起來了，實際上成了他們的領導者。這些，也和前面瑞宣相信「中央會派人來」的描寫相呼應。
《飢荒》加快了敘事的節奏（前兩部寫了抗戰前兩年，它寫了抗戰後6年），而且不像前兩部那樣有對於「蔣委員長」和「中央」的正面敘述和頌揚，但也寫了歐戰開始、珍珠港事件、美國空軍轟炸了日本本土、義大利投降、德國無條件投降，以及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等等一系列大事對北平人的影響，尤其寫到了日本的投降後的北平：
「在重慶，成都，昆明，西安和別的許多城市裡，人們讓呀，唱呀，高興得流著眼淚；北平可冷冷清清。北平的日本兵還沒有解除武裝，日本憲兵還在街上巡邏。
「一個被征服的國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塵那樣，一擦就掉的。然而叫人痛快的是：日本人降下了膏葯旗，換上了中國的國旗。盡管沒有遊行，沒有鳴禮炮，沒有歡呼，可是國旗給了人民安慰。」19
3. 四世同堂文學評論
論《四世同堂》的文化憂思
董炳月
《四世同堂》這部近九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其豐富的蘊含為多種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試圖從文化角度切入，通過對作品文化意義的闡釋，完成對作品的再評價。
一
老舍創作《四世同堂》的時候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這是無須證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關於「文化」的議論就可以明白。問題在於：文化意識在《四世同堂》中究竟處於怎樣的位置？筆者認為：文化問題是《四世同堂》的核心問題。具體表現在：自覺的文化意識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小說中人物與環境的性質，而且成為老舍思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出發點。
先看小說人物。在過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從國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來認識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為「被征服者的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為中國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國奴的中國人——來認識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為「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和批判者」來論述的時候，也論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環境與社會地位。這些看法當然符合人物的實際存在狀況，但如果從老舍賦予人物的文化意義來看，許多人物則完全應當作為「文化角色」（文化象徵物）來認識。老舍自覺地把文化意識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獲得實踐性存在方式的同時，也使小說人物成為文化的載體。而且，如果說人物的國家、民族、市民屬性是「自然生成」的，那麼，人物的文化屬性則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根據所屬的文化形態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為文化角色可以劃分為如下四種類型。一是傳統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陳野球和被捕前的錢默吟最為典型。他們以中國文人傳統的生活方式生存著，保持著中國文人具有歷史性、穩定性的心理狀態、性格特徵和倫理觀念。瑞宣為人清高、本分，學識淵博，但軟弱、憂郁，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有心為國效力，卻囿於傳統的倫理觀念，遲遲沒有走出家庭。陳野球懦弱、萎靡，承認自己「簡直是個婦人」，並直接把這種人格缺陷歸因於傳統文化。他說：「我們的文化或者只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傢伙，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我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錢默吟，則穿著長衫，像隱士一樣閑居家中，以吟詩、飲酒、栽花為樂。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稱「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曉荷等人為最典型，他們身上體現了北平人的多禮、軟弱、苟且、貪圖享樂等生活習性（老舍在小說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這種習性）。祁老人面對為虎作倀、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謙卑地微笑時，老舍說：「當文化霉爛的時候，一位絕對善良的七十多歲的老翁是會向『便衣』大量的發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這顯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爛的產物、霉爛文化的體現者。小崔臉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還手，是因為「北平亡了，北平的禮教還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曉荷這個看似「插科打諢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為文化象徵物來塑造的。「當一個文化熟到了稀爛的時候，人們會麻木不仁的把驚魂奪魄的事情與刺激放在一旁，而專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節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曉荷在吃、穿、一舉手一投足上的許多講究，正是「熟到稀爛」的北平市民文化的產物。老舍這樣說：「他是都市文化的一個蛔蟲，只能在那熱的、臭的，腸胃裡找營養與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無聊的天才才能如魚得水的找到一切應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④]寫到冠曉荷煞有介事地謙讓著請瑞豐吃飯時，老舍說：「他的虛偽極了的真誠是來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稱之為「農民文化角色」或「黃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識字的農民和士兵為代表，仲石、金三爺亦可劃歸此列。其特徵是沒受過多少教育，但質朴、頑強。老舍在小說第六十一章寫到北平城外黃土地上那些貧困、沒有文化但善良、朴實、頑強的農民們，並從瑞宣的角度發出這樣的感嘆：「這是中國人，中國文化！」到小說第八十二章，又從瑞全的角度對黃土地上的農民作了這樣的描寫：「那滾滾的黃流與小得可憐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經人力經營過的。可是它們也就因此有一種力量，是北平所沒有的力量，緊緊地和天地連在一處」；「他也愛那些腳蹬在黃土上的農民，他們的耕植方法是守舊的，他們的教育幾乎是等於零的，他們的生活是極端艱苦的，可是他們誠實，謹慎，良善，勤儉。……而且到時候，他們敢天拚命——盡管他們的皮膚是黑色的，他們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熱更紅一點」。第四種文化角色可以之為「前文化角色」，以藍東陽為代表，因為在老舍看來他「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沒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殘忍的獸性」，屬於「人吃人，狗咬狗的蠻荒時代」（第九十六章）。
應當說明的是，上述四種文化角色的劃分是就其基本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有的人物有時徘徊於兩種文化之間（如瑞宣曾被老舍稱作「新舊文化中的鍾擺」——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態有時是交叉的（傳統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這一點上與市民文化相通，並與原始文化相關聯——老舍贊美黃土地上的農民們時說他們「心中印著三千年傳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賦予文化意義的並不僅僅是人物，而且包括環境。小說取名「四世同堂」，這個題目不僅是對祁家家庭環境的描述，同時又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徵——象徵著中國人傳統的人生觀和倫理觀，象徵著一種具有封閉性、保守性和穩定性的文化形態、生活形態。因此老舍說：「在這樣一個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許多層次的，象一塊千層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黃土地，則分別被作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總體象徵來描繪。所以，作為「都市文化的一個蛔蟲」的冠曉荷走出城門才會那樣茫然若失，驚恐萬狀。「他的空氣是暖的，臭的，帶著香粉或油條味兒的；城外的清涼使他的感官與肺部都覺得難過，倦怠。他是溫室里的花，見不得真的陽光與雨露」（第六十六章）。而當未經人力雕琢的黃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裡與北平形成對比的時候，黃流與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徵。就是說，《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黃土地，同樣可以作為「文化角色」來認識。
老舍不僅賦予人物和環境以文化意義，而且從文化角度解釋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小說第十一章有這樣一個情節：錢默吟的二兒子錢仲石與一汽車日本兵同歸於盡的消息傳到小羊圈胡同的時候，李四爺說：「咱們要是都象人家錢二少，別說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這里，老舍把亡國、當亡國奴的原因歸結於北平人自身，也就是歸結於北平文化，因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與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結果。在小說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這樣議論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應當以勇敢或懦弱評判任何個人，而應當先責備那個甚至於把屈膝忍辱叫做喜愛和平的文化。那個文化產生了靜穆雍容的天安門，也產生了在天門安前面對著敵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連那個文化也不應責備。難道喜愛和平是錯誤嗎？」雖然有些猶豫，但在認為青年的膽怯、國家的危機是文化造成的這一點上，老舍並沒有改變。即使是對於奮起反抗的中國人，老舍也同樣從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說三十六章他讓瑞宣「發現了一個事實：知識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這情感的淵泉是我們古遠的文化。……上海與台兒庄的那些無名英雄，豈不多數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么？」
根據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在最深刻的意義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說對北平人在日偽統治下生存狀態的描繪、對北平市民生活形態的展示構成了《四世同堂》的一個層面，那麼，文化反思與文化批判則構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層面。甚至可以說，在《四世同堂》中，淪陷後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為文化反思與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這個結論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實際？回答是肯定的。關於《四世同堂》，老舍談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創作的話劇《大地龍蛇》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答案。《大地龍蛇》是東方文化協會「以東方文化為題」委託老舍創作的，在劇本的「序」中，老舍明確指出：「抗戰的目的，在保存我們文化的生存與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歷史的繁榮與延續——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隸。那麼，在抗戰時期，來檢討文化，正是好時候，因為我們既不惜最大的犧牲去保存文化，則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長短，都須檢討」；「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它有自我的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號自誇自傲，固執地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我們的不大識字的軍民，敢與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餘，碰得暴敵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種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這種文化檢討意識更充分、更全面地體現在《四世同堂》的創作實踐中，因此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釋。也許有人會說，老舍自認為《四世同堂》是他「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紀念品」。但事實上，過去的人們大都片面地、斷章取義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過於強調《四世同堂》宣傳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話是這樣的：「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有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⑥]。「內容上沒有什麼可取」，說的就是小說和一般直接宣傳抗日的作品不同，與抗日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內容上沒有什麼可取」，而又要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說明他是他是企圖在另一種意義（即文化意義）上來思索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弄清文化意識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後，這樣兩個小問題是也可以重新解釋。一是小說的創作方法。過去的研究者們大都認為《四世同堂》是現產主義的，甚至譽之為「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⑦]。僅就對北平市民生活形態的忠實描寫而言，這種概括無疑是正確的，而且指出了小說創作方法的基本傾向。但是，如果從老舍的文化意識與《四世同堂》中人物、環境的關系來看，應當說《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徵性——許多人物和某些環境都是「文化」的象徵物，而且，這些象徵物構成了相對完整的文化象徵體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創作契機。對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過這樣的表述：1942年（當為1943——引者）秋她帶著三個孩子逃出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到重慶與離別六年的老舍相聚。「我們在重慶北碚安家後，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聽各種情況。當我一次又一次地敘述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人民，特別是對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躪的時候，老舍總是坐在一旁，吸著煙，靜靜地聽著，思考著。就這樣，使他心中那舊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淪陷後的創傷和慘痛」。「終於，老舍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構思，在1944年元月開始寫以淪陷了的北平為題材的長篇小說」[⑧]。在另一次談話中，她對此作了更詳細的描述[⑨]。這種解釋無疑是正確的，但僅僅這樣解釋又顯然不全面。東方文化協會委託老舍寫劇本這件事，同樣應當看作老舍創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機。因為，正是這種委託觸發了老舍在抗日救國的大背景上對文化問題進行思索。只有把上述兩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創作契機，才能解釋為什麼作品中既有對淪陷區人民悲慘生活的描繪，又有強烈的文化批判意識。
二
從前文文化角色的劃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種文化形態：傳統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這也算是一種文化的話）。那麼，老舍的文化傾向性是怎樣的？
老舍的文化傾向性是通過對不同文化角色命運和結局的安排體現出來的。對於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確否定態度，因此他讓小崔、孫七、瑞豐乃至冠曉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毀滅，讓藍東陽死在廣島的原子彈爆炸聲中。對傳統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進取、扼殺人的抗爭意識的一面。「象田園詩歌一樣安靜老實的文化……也許很不錯，但是它有個顯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躪，以至於滅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國藝術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國文化上最賤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時候，衣冠文物可變成了人的累贅」（第五十章）。——這類議論都說明老舍注意到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體現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軟弱、猶豫、總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過，就基本傾向而言，老舍對傳統文化更多持否定態度，典型體現就是陳野球這個「傳統文化的創造物」由墮落而毀滅。老舍還通過兇殘的侵略者對中國文人生活方式的「贊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寬容」，深刻揭露傳統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對錢默吟說：「你是老一輩的中國人，喝喝酒，吟吟詩，我最喜歡你這樣的人！」「真正的中國人是要慢條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國人燒毀「洋書」，卻允許保留、閱讀《孝經》、《四書》、《西廂記》等等（第三十六章）。對於原始文化，老舍不僅肯定，而且嚮往。從前面引錄的那些高充滿激情的描寫不難看出這一點。體現在人物塑造方面，不僅黃土地上不識多少字的士兵和農民被贊美，甚至頗有英雄氣要的金三爺和英勇地與一汽車日本兵同歸於盡的錢仲石都有幾分「蒙昧」特徵：金三爺為人簡單、粗暴，「踢過梅花樁，摔過私跤，扔過石鎖，練過形意拳，而沒讀過一本書」（第十八章）；錢仲石只是個汽車司機，「不愛線裝書，也不愛洋裝書」（第五章）。
顯然，四種文化形態中只有原始文化贏得了老舍的肯定與嚮往。這種肯定與嚮往具有歷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價值觀的時代特徵。憂國憂民的老舍，在祖國的半壁河山淪入敵手、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這一特定時代檢討中國文化，自然而然地會傾向於原始文化。因為只有原始文化的負載者（不識多少字但敢於拼殺的士兵和農民）才能承擔抗擊日寇、救國救民的歷史使命，而那些雖然飽讀詩書但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化人缺乏這種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沒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說）。錢默吟在金三爺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對瑞宣說：「在這年月，有金三爺的身體比咱這一肚子書強得太多了！三個讀書的也比不上一個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這個意義上，對原始文化的肯定與其說是老舍的選擇，不如說是時代的選擇。不過，對原始文化的肯定並沒有使老舍流於文化虛無主義和蒙昧主義。小說第四十五章寫到金三爺在失去錢詩人的教導之後忘記恨日本人而鑽進錢眼裡，第九十三章又寫到他頭腦簡單上了日本人的當，致使錢默吟再度入獄。這種描寫體現了老舍對「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認識，說明他已經把愚昧從單純、質朴、頑強中剝離出來予以否定。同時，這種描寫也包含著對作為清醒而富於智慧的文化人（錢默吟）的肯定。這種肯定與前述老舍對傳統文化的辨證態度具有內在的相通。
那麼，怎樣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這就是傳統文化通過創造性轉換與原媽文化達成的和諧統一。用錢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話說，就是「詩人文化」與「獵人文化」的統一：「詩人與獵戶合並在一起，我們才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它既愛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時候又會英勇剛毅，肯為和平與真理去犧牲」（第五十章）。這種文化思想的典型體現者，就是錢默吟和祁瑞全這兩個「跨文化角色」。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改造或拋棄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文化或市民文化），通過對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認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鑄，從而獲得新生。他們的生命歷程，本質上是從一種文化角色向另一種文化角色轉變的過程。錢默吟在經歷了日本人帶給他的災難之後，認識到了那種「田園詩歌一樣安靜老實的文化」的局限性，於是脫下長衫，丟開詩和茵陳酒，離開家庭，「由栽花飲酒的隱士變成敢流血的戰士」——和不識字的士兵一樣頑強、英勇的抗日戰士。但他的轉變並非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是保留傳統文化的精華，完成傳統文化的轉變與革新。老舍從瑞宣的角度這樣寫道：「老人所表現的不只是一點點報私仇的決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錢先生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地道的中國人，帶著他的詩歌，禮義，圖畫，道德，是會為一個信念而殺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為新中國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辯論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他主張必定鏟除了舊的，樹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舊的，象錢先生所有的那一套舊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礎」（第四十章）。瑞全這個大學生也是在北平淪陷後逃出文化過熟的北平，來到黃土地上，和鄉民們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國大概是由這些堅實純朴的力量里產生出來，而那腐爛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許負不起這個責任的」，「他甚至於覺得鄉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應當有幾個」，「假若他要結婚，他須娶個鄉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確說：「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環，而是獨擋一面的一個新中國人」（第八十七章）。
顯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的對比為背景，適應時代要求，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改造和對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但應注意的是，由於具有西方文化精神這個參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時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明顯的例證就是老舍談及中國人性格時常與西方人作比較。例如關於瑞宣的描寫：「他的教育與文化和瑞豐的原是一套，……他和瑞豐都缺乏那種新民族的（象美國人）英武好動，說打就打，說笑就笑，敢為一件事，（為論是為保護國家，還是為試驗飛機或汽車的速度）而去犧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鑄，也與「洋書」的影響有關：「當他讀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學書籍的時候，書上那些緊湊的小字就象跳騷似的又黑又亮。……在他了解以後，不但只使他心裡寬暢，而且使他的想像活動由那些小字與圖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偉大，精微，與美麗。假若他在打籃球的時候，他覺得滿身都是力量與筋肉……」（第八章）。這里強調的是西方科學精神對瑞全的影響。可以說，老舍的文化理想不僅是傳統文化與原始文化的有機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記。
在《四世同堂》中，這種文化理想作為具有獨立意義的價值判斷尺度，有時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從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出發，北平人作為受害者無疑應當受到同情，日本人作為侵略者無疑應當被控訴，事實上這種同情或控訴也確實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內容。但是，老舍從自己的文化理想出發，不僅對不符合這種理想的北平人作了嚴厲批評（雖然是受苦受難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獵人文化性格」的成份（雖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小說第四十一章對住在小羊圈胡同一號的日本人家兩個男孩的潑辣、頑強作了生動描寫，雖然老舍憤激地說「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將來的殺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對於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顯然是肯定的。將這種描寫和小說第二十八章對中國式兒童教育的描寫作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點。第二十八章曾寫到瑞宣因為孩子受老人袒護而發感慨：「這就是亡國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淚，哭喊，不合理的袒護，而沒有一點硬氣兒！錢老人盼望有個會打仗的孩子，這表明錢詩人——受過日本人的毒打以後——徹底的覺悟過來：會打仗的孩子是並不多見的，而須趕快的產生下來。」在小說第七十九章，老舍不僅肯定了日本人面對死亡時的冷靜與庄嚴，而且將這冷靜、庄嚴與中國人面對死亡時的哭天號地相比較：「中國人會哭，毫不掩飾的哭！日本人，連小孩子，都知道怎麼把淚存在心裡！」「他（瑞宣——引者）想起父親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婦與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怕死，愛哭呢？是中國的文化已經過熟呢？還是別人的文化還沒熟到愛惜生命與不吝惜熱淚呢？」在這兩組對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雖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國人）都被否定。顯然，這種評價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則暫時受到抑制。老舍確實非常忠於自己的文化理想，這種文化理想對老舍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題與由國家、民族意識形成的主題互相顛覆。
4. 老舍《四世同堂》簡介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寫抗日戰爭，揭露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謳歌弘揚中國人民偉大愛國精神的不朽之作。
《四世同堂》主要講述了北平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爺一家和他的街坊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和侵略者佔領時期表現出來的雙重性格，即不甘屈服的民族氣節和封建思想的禁錮下封閉、愚昧、妥協、敷衍、無聊、自私等社會心理中的陳腐部分引人深思。
(4)有聲小說家四世同堂擴展閱讀
《四世同堂》敘寫了我們民族深重的災難，處處流露出國家殘破的刻骨之痛和"筆尖上能滴出血與淚來"的藝術風格，在這里，對苦難年代中的社會動向的表現是真實的，偷生就是自取滅亡的思想主題由於小說的標准色彩和抒情氣氛而更為突出。
小說在抗戰大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國民劣根性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這種理性的反思又與作者情感上對家族倫理的眷戀之情相伴隨。
這部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蘊表明，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不僅在於其經濟的發達、武器的先進，而且還取決於該民族普遍的社會心態。擁有幾千年燦爛文明的大國為什麼卻遭受日本人的侵略，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的深刻反省。
作品告訴我們，如果不改變中國人這種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態，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國人不論怎樣人口眾多，也不管體格如何健壯，最終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與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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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 第十二章
老三因心中煩悶，已上了床。瑞宣把他叫起來。極簡單扼要的，瑞宣把王排長的事說給老三聽。老三的黑豆子眼珠象夜間的貓似的，睜得極黑極大，而且發著帶著威嚴的光。他的顴骨上紅起兩朵花。聽完，他說了聲：「我們非救他不可！」瑞宣也很興奮，可是還保持著安詳，不願因興奮而鹵莽，因鹵莽而敗事。慢條斯禮的，他說：「我已經想了個辦法，不知道你以為如何？」
老三慌手忙腳的登上褲子，下了床，倒彷彿馬上他就可以把王排長背出城似的。「什麼辦法？大哥！」「先別慌！我們須詳細的商量一下，這不是鬧著玩的事！」瑞全忍耐的坐在床沿上。
「老三！我想啊，你可以同他一路走。」
老三又立了起來：「那好極了！」
「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王排長既是軍人，只要一逃出城去，他就必有辦法；他不會教你吃虧。壞處呢，他手上的掌子，和說話舉止的態度神氣，都必教人家一看就看出他是干什麼的。日本兵把著城門，他不容易出去；他要是不幸而出了……
6. 求四世同堂故事梗概
《四世同堂》除前面的序外，分為三部，分別為：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飢荒》。
本作品的時代背景為抗日戰爭時期，時值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描述了北平一條胡同（「羊圈」，即如今的小楊家胡同和大楊家胡同）的居民在淪落為亡國奴之後發生的故事，主要書寫了祁姓家族四代人所遭受的種種哀痛和不幸，著重刻畫了祁瑞宣這一苦悶的角色。
揭發了日本軍團的殘暴和虛假和平的陰謀，塑造了諸如祁瑞宣、錢默吟、李四爺等等可歌可泣的人物，他們在國難當頭之際，有的因家庭拖累而不能逃出北平去參軍，卻以各自的方式幫助國家；有的在白色恐怖之下，仍然堅持傳統的禮義廉恥，相互關愛和幫助。
同時，作者也塑造了鮮明的反派角色如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等等，他們甘願淪為漢奸，不顧廉恥，自私自利，極盡諂媚巴結之能事，道盡了世態炎涼。
胡絜青（老舍夫人）在《四世同堂·前言》寫道：「小說就是通過這些人的故事，抒寫了北平人民的愛國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氣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兇殘、虛偽和無恥。」
(6)有聲小說家四世同堂擴展閱讀：
《四世同堂》一書分為3部，共100段。1944年在重慶的報紙開始連載，作者打算用兩年時間寫完，但由於時局動盪，且作者身患多種病痛，直到1945年底才完成第一、二部。第一部、第二部是在中國國內完成的。
第三部是在他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期間完成的。《四世同堂》第三部的最後13段，由於歷史原因，並未出版，後在文革中被毀。中文版僅剩87段。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從《四世同堂》英文版翻譯了最後13段，這樣才湊齊了100段。
1946年，老舍赴美，把《四世同堂》原稿帶至美國，出版了其英文版，相對於中文版，這個版本包含了最後的13段，但比中文原稿少了許多內容。
人物
小羊圈五號祁家
祁老人：小羊圈祁家的大家長兼奠基者。高個兒，長臉，小眼睛，年輕時綽號「祁大個子」，1862年8月13日生，小說開始於七七事變的北京，其正好75歲。
是一個永遠會在家裡存三個月干糧，懂得事故的老北京．並且相信北京城是首善之督，再亂都不會亂超過三個月。和 小羊圈一號的大家長錢默吟是忘年之交，喜歡彼此切磋園藝。也相當尊重小羊圈二號的李四爺，喜歡和他在小羊圈的葫蘆胸空地聊些陳穀子爛芝麻的天寶遺事，一聊就是個把小時。
祁天佑：祁老人的兒子，第一個在小羊圈出生的祁家人。五十多歲，黑鬍子，中等身材．北京城某家布鋪的掌櫃。
天佑太太：病情時好時壞的葯罐子，個性較優柔寡斷，最擔心自己死後的屍體因為日本人佔領北京無法運出城門而給家族造成麻煩。
祁瑞宣：祁家第三代，長孫，教書先生。懂得現代男女的自由戀愛，但卻選擇配合父母之命娶了一位從不認識的太太。滿懷一股青年報國的熱血，但卻因為長孫的責任而選擇待在北京城照顧一家老小．與小羊圈一號的大少爺錢昆石、二少爺錢仲石是同學。
祁瑞豐：祁瑞宣的二弟，不問世事，勢利眼，善交際．喜歡和太太一起出入一些聲色場所。
祁瑞全：祁瑞宣的三弟，大學生，愛打球，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在畢業前逃出北京城投入抗日戰爭．愛慕隔壁小羊圈三號的冠家二小姐。
小順兒的媽：祁瑞宣的媳婦，祁老人的長孫媳，28歲．嫁入祁家後老公祁瑞宣替她取了學名「韻梅」，但是因為諧音聽起來像「運煤」，所以連取名的老公自己都覺得不大適合，所以大家都叫她「小順兒的娘」。嫁到祁家後專心操持家務，一人擔起祁家一家老小的吃和拉撒睡。
順兒：祁瑞宣的兒子，祁家第四代。
妞子：祁瑞宣的女兒，順兒的妹妹，祁家第四代。
小羊圈一號錢家
錢默吟：滿懷浪漫的詩人，不愛與人交際，也不愛麻煩別人。唯一的社交活動就是與三不五時上門的祁老人、祁瑞宣聊聊天。注重內在，所以不會花精神在打扮上，常常穿著一些二三十年前流行的服飾。喜好花藝以及所有的琴棋書畫。不大懂得理財。
錢太太：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傳統婦女，但是其不出門不是因為錢先生有什麼傳統觀念，而是因為身為家長的錢先生相當不愛打扮，所以錢家的婦女也就不大好意思打扮得太招搖，久而久之，為了避免自慚形穢而就不出門了。
錢昆石：錢默吟的長子，教師，和祁瑞宣是同學。個性和其父相同，都愛琴棋書畫，是個寧願日子過得清寒些也不願在學校多賺點鍾點費的讀書人。
錢仲石：錢默吟的次子，喜歡鼓搗些汽車相關的機械．在小說開始時便投身抗日行列。
小羊圈三號冠家
冠曉荷：曾在軍閥時代當過地位不高，而油水頗豐的官．曾干過稅務局長，頭等縣的縣長，和某些省政府的小官兒。有兩個太太和兩個女兒。始終以為當官是種不需要專業知識，只需會交際．後來因為南京政府掌權而官運受阻，賦閑在家十多年，終日汲汲營營於認識權貴，希望有朝一日能因此官運亨通，一解十多年來的怨氣。
冠大奶奶：大個子，五十多歲還專愛穿大紅衣服，所以綽號叫做「大赤包」。為冠曉荷生了兩個女兒，相當勢利眼，嗜賭，終日慫恿其丈夫去結交巴結朋友。
尤桐芳：東北人，唱奉天大鼓出生的風塵女子．因為其出生，所以對小羊圈裡一些從事低賤行業的街坊鄰居有交多的照顧與同情。
冠曉荷當初是因為元配一直沒有生兒子才娶了她，但是她的肚子卻始終不爭氣，所以其在冠家的地位相卑微。但是因為某種窮苦人的骨氣，她和冠大奶奶吵起架來卻沒有因此示弱，其氣勢反倒像是有十幾個兒子在幫她稱腰的樣子．也因為地位不高，而和冠大奶奶那個不受寵的大女兒高第頗要好。
冠高第：冠曉荷和冠大奶奶的長女，因為長相較不好看而不受寵。常常被母親嫌嫁不出去，因此始終幻想自己能找到一個如意郎君來讓大家對她刮目看．單戀著錢家的次子錢仲石。
冠招弟：冠曉荷和冠大奶奶的次女，長相極美，但是吃不了苦，與祁瑞全相好。
小羊圈二號李家
李四爺：急公好義的老好人，平時職業是幫人搬家的〝窩脖兒〞，還有偶爾會兼差做扛棺材的杠夫．他是二號院的屋主，也是個好房東。
李四爺的太太：與丈夫同樣急公好義，但是視力不好．與李四爺育有一子。
小羊圈四號小雜院
孫七：替人剃頭維生
小崔：拉車的「車把式」，喜歡與孫七鬥嘴。平常疼愛老婆，但喝了酒之後就會變成家暴犯。
馬老寡婦：與李四爺太太一樣好心的老婦人，但是多了一份長年獨立夫養外孫長大所導致的謹慎。
程長順：馬老寡婦的外孫，沿街播「轉盤的話匣子」為業。
小羊圈六號小雜院
丁約翰：因為篤信基督就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假洋鬼子，在東交民巷的英國領事館當櫃台。
劉師傅：搭棚師傅，懂拳腳功夫，也會舞獅。
小文：民國元年元旦出生的末代侯爵，喜好各式戲曲和游戲，不好讀書，所以識字不多．喜愛唱老生戲，據說嗓音頗有譚叫天之韻味，亦擅長琵琶與二胡。後因家道中落而淪做賣藝的，表面上是票友，但實際上是個拿「黑杵」的。有著錢清貴族的落落大方，和市井小民的識時務知好歹。
文若霞：小文的太太，面貌姣好，一個論唱、論做、論扮相都具專業水準的票友。常與丈夫兩人一拉一唱地到處賣藝。
小羊圈七號大雜院
方六：黑毛兒．說相聲的。
其他
常二爺：住在北京城郊外的老農夫，與祁家是世交．祁老人把父母祖墳的那塊地賃了他，但並沒有向他收多少地租，所以平常沒事也會主動幫忙祁家整理看守祖墳。
金三爺：錢家大少奶奶的父親，房屋中介，少年時練過梅花樁和形意拳，玩過石鎖也摔過「私跤」，所以年老了卻還壯得跟頭牛一樣。
陳野求：一個被八個孩子皮得走投無路的落魄知識分子，錢家老太太的弟弟。
7. 求小說《四世同堂》精彩篇目或片段，標明哪一章…最好有這段內容的一個題目概括
讀書，不是為了完成什麼任務。只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書里的社會中去，才會真切地感受書也是鮮活的生命，這也是名著之所以為名著，名著之所以為許多人喜歡但只有極少人讀懂的原因吧。 每天讀上三個段落，到現在已經讀到240多頁了。除了裡面的故事吸引我之外，書中的經典詞句更是讓我非常嘆服！ 那些詞句看似花叢落葉一般，但被老舍先生信手拾來，放在那個特定的人物和背景下，卻格外的生動！如第40頁寫日本人佔了北平。李四爺問當警察的白巡長：「他們能不能亂殺人呢？」白巡長：「我簡直不敢說什麼，四大爺！」白巡長的聲音很低。「我彷彿是教人家給扣在大缸里啦，看不見天地」。很簡單的兩句話，就把白巡長無奈、憤怒、悲涼的心境完全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再如第140頁寫祁老太爺為重孫兒小順和妞子買兔兒爺。講好了價錢，他又坐下了——非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他不願意往外掏錢；錢在自己的口袋裡是和把狗拴在屋裡一樣保險的。寥寥幾筆，就將老人花錢極為謹慎的心理表現的淋漓盡致！ 我相信：大師就是大師！用自己的思想賦予文字生命的能力是別人永遠無法模仿的。讀書，一定讀原著。任何東西經過二道販子，原本的東西都會大打折扣！這也是我從來不看什麼百家講壇之類的東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