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當代小說排行榜
官方好像沒有排這種榜，說說我心目中的感覺
1 陳忠實《白鹿原》，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和藝術功底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時間，史詩品格很能打動人。
2 王安憶《長恨歌》，難得的很大氣的一個女作家。創作了很多精品。
3 汪曾祺《受戒》，玲瓏剔透的美，純的讓人感動。
4 賈平凹《廢都》
5 余華《活著》
中國當代的小說，總體來說水平一般啊，跟現代的那些大家有段差距，還真不好說~
⑵ 中國最新最全面最權威的網路小說排行榜誰知道個人意見也行。
建議直接上網路找，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也八九不離十了。
⑶ 中國當代小說排行榜推薦一下吧
中國現當代經典小說排行榜
1、
錢鍾書：《圍城》
幽默源於智慧，智慧寫盡人生！
2、 路 遙： 《平凡的世界》
正視苦難，震撼心靈；平凡的世界，偉大的人生！
3、 金
庸：《倚天屠龍記》、《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神鵰俠侶》、《鹿鼎記》、《飛狐外傳》
「凡有井水飲處，皆看金庸」，金庸的武俠雅俗共賞，是一道百看不厭的風景！
4、 王
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浮出海面》、《動物兇猛》、《過把癮就死》
痞子是一種誤讀，其實王朔深藏不露，是地道的言情高手！
5、
王小波：《黃金時代》、《未來世界》、《革命時期的愛情》、《似水流年》
黑色而幽默，特立而獨行，一把獨立思考的匕首，扎進時代的肺中！
6、 張愛玲： 《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
又世俗，又貴族，又虛無；風情萬種的智慧女人，筆下字字珠璣！
7、 沈從文： 《邊城》
如一幅極具東方神韻的水墨山水，怎一個美字了得！
8、 默 默： 《四十大惑》、《我在夢見你》
靈性的默默、夢幻的默默是又一個天才；默默的世界，透著純凈！
9、 尹麗川： 《賤人》
迷茫的靈魂，穿著反叛的外衣，加上骨子裡抹不掉的性感！
10、石 康： 《晃晃悠悠》
久違的青春和曾經滄海的初戀，就這么晃晃悠悠的過去了！
11、顧 城： 《英兒》
童話詩人的另類人生，純粹的愛情，無法承受，生活之重！
12、安妮寶貝：《彼岸花》
灰色、憂郁又自戀，如暗夜裡的春光，有一點頹廢，有一點旖旎！
13、賈平凹： 《廢都》
平凹是個才子，《廢都》是鍋雜燴；世俗百態，原形盡露！
14、古
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七種武器》、《楚留香傳奇》
狂放不羈的浪子，瀟灑落寞的劍客；留給世界一道孤傲的背影！
15、羅 珠： 《黑箱》、《巫河》
又一個詩人在編織著陷阱，要小心，再小心，別走了火，別入了魔！
16、蕭 紅： 《呼蘭河傳》
寫得乾乾凈凈，又美又心碎！
17、陳忠實： 《白鹿原》
一部具有史詩氣質的長篇，作者努力想達到的，正是扉頁上的那行字：民族的秘史！
18、王安憶： 《長恨歌》、《荒山之戀》
一半是孤獨，一半是慾望；一不小心就是又一個張愛玲！
19、張賢亮： 《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在反思中批判，在性愛里升華！和王小波一道，將時代的荒誕，揭露的淋漓盡致！
20、姜 戎： 《狼圖騰》
文筆很業余，內容很精彩；值得一讀的不僅是故事本身，更是故事背後！
⑷ 新世紀中國小小說精選上第一篇讀後感
人的能力復有大有小，為制人民服務的工作也有多種多樣。各人根據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職盡力地干好本職工作，無論你在什麼崗位上，是沒有輕重之分的。毛澤東同志的《為人民服務》悼念的張思德同志並沒有犧牲在和敵人拼殺的戰場上，而是在勞動中犧牲的，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和犧牲在戰場上的同志一樣，是光榮的。在和平建設年代，國家建設需要各種各樣的勞動者，工農兵學商，當然還有我們科技工作者，都是國家的建設者，共產黨員就應當是各個群體中的先進分子。
⑸ 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的內容簡介
《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套裝全5冊）》從2000年至2010年，連續10年——中國小說學會權威評選。
所推出的年度上榜小說，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全面反映了該年度小說的創作狀況和高度，在讀者中已形成廣泛影響。
《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套裝全5冊）》還包括：《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逃跑）》、《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湖道）》、《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起舞）》、《中國小說排行榜十年榜上榜（取暖）》。
⑹ 中國著名文學小說
有：《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等。
1、《紅樓夢》
《紅樓夢》，中國古代章回體長篇小說，又名《石頭記》等，被列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認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小說以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為背景，以富貴公子賈寶玉為視角，描繪了一批舉止見識出於須眉之上的閨閣佳人的人生百態，展現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劇美，可以說是一部從各個角度展現女性美以及中國古代社會世態百相的史詩性著作。
《紅樓夢》版本可分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兩大系統。程本為程偉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為脂硯齋在不同時期抄評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
2、《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志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
《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後有嘉靖壬午本等多個版本傳於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崗對《三國演義》整頓回目、修正文辭、改換詩文。
《三國演義》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百年的歷史風雲，以描寫戰爭為主，訴說了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混戰和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最終司馬炎一統三國，建立晉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斗爭與矛盾的轉化，並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群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人物。
全書可大致分為黃巾起義、董卓之亂、群雄逐鹿、三國鼎立、三國歸晉五大部分。在廣闊的歷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氣勢磅礴的戰爭場面。作者羅貫中將兵法三十六計融於字里行間，既有情節，也有兵法韜略。
3、《水滸傳》
《水滸傳》，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為主要故事背景、類型上屬於英雄傳奇的章回體長篇小說。作者或編者一般被認為是施耐庵，現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羅貫中兩人中的一人，或兩人皆有。
全書通過描寫梁山好漢反抗欺壓、水泊梁山壯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後為宋朝征戰，最終消亡的宏大故事，藝術地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宋江起義從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
深刻揭示了起義的社會根源，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起義英雄的反抗斗爭和他們的社會理想，也具體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歷史原因。
4、《西遊記》
《西遊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浪漫主義章回體長篇神魔小說。現存明刊百回本《西遊記》均無作者署名。清代學者吳玉搢等首先提出《西遊記》作者是明代吳承恩。
這部小說以「唐僧取經」這一歷史事件為藍本，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深刻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全書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出世及大鬧天宮後，遇見了唐僧、豬八戒、沙僧和白龍馬，西行取經，一路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達西天見到如來佛祖，最終五聖成真的故事。
5、《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成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嘉慶八年（1803年）。
全書五十六回，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偽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
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說白話的運用已趨純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畫也頗為深入細膩，尤其是採用高超的諷刺手法，使該書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佳作。
⑺ 第九屆中國小說排行榜的內容簡介
從2001年開始，創作中國小說學會小說排行榜已經連續進行了7年。7年裡，中國小說學會專評委會稟持專業性屬、學術性、審美性、民間性的原則，對每個年度的長、中、短篇小說進行認真的評選，並每年推出一本《中國小說排行榜》。可以說，無論是排行榜本身還是這本小說選，都以其鮮明的特色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和越來越高的評價。
中國小說學會中國小說排行榜的目的不是為了吸引眼球、嘩眾取寵，更不是出於市場和商業的考慮，而是出於對中國當代小說的一種真實的責任感與緊迫感。長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都處於一種被否定和貶低的狀態中，而2007年顧彬的「垃圾說」更是把這種貶低、不滿情緒誇張和放大到了一種極端的地步。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和歷史化被有意地延宕了，而中國當代文學60年也由此陷入了一種沒有經典、沒有大師的窘境之中。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國當代小說真的沒有經典，還是我們不願意承認當代經典？
⑻ 新世紀文學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首先你了解什麼叫新世紀文學不？先推薦一篇論文給你做個小參考。具體的作家、作品你再找。
新世紀十年文學：斷裂的美學如何整合？
沒有人能否認，新世紀十年中國文學生態所呈現出的空前多樣繁復的格局。新媒體、新世代、新文類的迅速發展，使得文學在美學上呈現的「斷裂」乃至「深刻的分裂」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所言:「今天，我們再強調斷層、分裂，已經沒有意義，如何擴大視野，將斷裂的文學進行整合，使整個文學生態成為一種新的文學。這才是我們今天探討新世紀文學十年的意義。」這里選取部分「知名評論家」與「新銳批評者」各具特色的觀察視角和視點，為我們打開與眾不同的視野。——編者
知名評論家觀點
從「青春情懷」到「中年危機」
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
很多人認為新世紀十年文學沒有什麼特點，跟上世紀90年代拉不開距離。這是事實。對新世紀文學的起點在上世紀90年代的觀點，我比較贊同，因為新世紀文學的基本特點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形成的，到新世紀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20年，中國社會空前平靜，這也給我們造成一種假象，文學似乎沒有很大的發展。新世紀十年文學正經歷「從青春情懷到中年危機」。
縱觀現代史，中國社會長期處在動盪中，差不多十年一際，社會為之一變。這也造成文學一直處在後浪推前浪的進程中。20世紀開始，以「五四」新文學為特徵的中國新文學基本上是青春文學，是一種激情洋溢，對時代造成沖擊力，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的文學。「五四」崛起是以反對前輩為目標的，十年之後，「革命文學」興起時批判的矛頭指向胡適、魯迅、葉聖陶等；又十年後，「抗戰」崛起，清算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學。後浪推前浪，文學以不斷通過否定前人的方式來推動自身發展。這一特徵造成我們的文學始終處在「青春文學」這個維度上。它的特徵是我們的作家始終是青年作家，處女作往往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最典型的是曹禺23歲發表《雷雨》，巴金30歲左右發表《家》，等等。很多作家在青年時期發表了重要作品之後，就很難超越自己。其實仔細去看，有的作家在晚年發表的作品比早期成熟，但是時代在發展，在客觀效應上，在學術界的評介上，這些作品的影響力遠遠不如他早期的優質作品。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那個時代是「青春」的時代。
這種情況到新世紀之後突然發生了改變。王安憶、莫言、余華等作家，他們的青春年代是在上世紀80年代，但到今天我們在談論文學的時候，還是把目光投向這些最優秀的作家身上。這也掩蓋了一個問題，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在我們的視野中。這就造成一種斷裂。
而「80後」作家的文學狀態與之前完全不一樣，他們成了一種嶄新的力量。今天，我們再強調他們的斷層、分裂，已經沒有意義，意義在於我們如何擴大視野，使整個文學生態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將斷裂的文學進行整合。這也是我們今天探討新世紀文學十年的意義。
何為「傳統文學」？
李敬澤(《人民文學》主編)
如果新世紀十年有個起點的話，我願意把這個時間點定在1998年，那一年，出現「斷裂」事件，那一年，網路文學真正興起，在那之後，「美女作家」事件發生。在這之前和之後，確實有些事情不同了。其中有一點，讓我感受特別深刻。在那之前，當我跟別人講我是從事文學的，所有人都會不言自明地明白你的職業。十多年過去了，當面對媒體和不熟悉文學的人，如果我說是搞文學的，我一定要給自己加一個困難的界定，不然對方就會追問你是搞網路文學的？也就是說，我們在十年之前不言自明的文學，現在不得不面對一個自我言說、自我辯護、自我指認的困境。
我現在正在做的這件事，有時被叫做「純文學」，有時被叫做「嚴肅文學」，有時被叫做「主流文學」，有時被叫做「傳統文學」。每個名字都讓我有點不甘心。我們真的就純成蒸餾水了嗎？嚴肅文學是相對於什麼而言？我們是不是就真的嚴肅得那麼僵硬？我們是主流文學？那也要看在什麼意義上說，如果是在市場意義上，我們還真不是主流文學。至於最通用的說法傳統文學，我覺得更奇怪，奇怪在哪兒呢？前幾天我遇到幾個搞網路文學的朋友，我跟他們說，在我看來，你們才是傳統文學，我才是新文學。為什麼呢？類型小說、黑幕小說、官場小說、志怪小說、言情小說、狹邪小說，在「五四」之前都有，是我們已有傳統中的一部分。我從事的文學倒是新文學，是在傳統之後的「五四」新文學。怎麼就在100年之後，之前的傳統文學變成了新文學？
當然在中國現在的語境中常帶有一種價值判斷，通常認為傳統是不好的、落後的、消亡的。其實也不一定。就像我剛提到的幾種類型的小說，它們是如此傳統，這種傳統代表著人性的基本需求，以至於歷史的野火燒不盡它們，一百年後市場的春風一吹，又生了。它們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傳統在這個意義上意味著巨大的生命力，意味著人性的基本需求。但同時，新也不再僅僅是進化論上的意義，也不完全是褒義的。也可能恰恰證明了，「五四」新文學依然是如此地新，依然在經受考驗。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現在經歷的不僅是美學的斷裂，還有美學的深刻的分裂。說實在的，我從來不認為我們一定要對消費性、娛樂性採取敵視的立場。我覺得真正的問題不在這兒，而在我們自己，也就是說我們共同開創的這樣一個傳統，「五四」所確立的一整套文學的基本價值，五四與現代中國的約定，對新的民族精神、對中國現代性所作的承諾，是不是現在就終結了？如果說終結了，我們所從事的文學，文學面對歷史的合法性在哪兒？真正的強大的精神資源在哪兒？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終結，如果還有信心，「五四」的志向還在，我們面對的可能就是更為復雜的問題: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這樣的志向如何實現？如何面對既分裂又斷裂的美學？甚至是如何去描述、判斷？我滿懷困惑。
新世紀文學十年的「常道」與「變道」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據我的感覺，文學的斷裂真正發生在「80後」作家的興起。為什麼？「80後」之前起碼有五代作家還在寫，從30年代出生的到70年代出生的。觀察後你就會發現，只有「80後」與前五代作家沒有清晰的內在傳承關系。在前五代作家的壓力之下，「80後」作家要出場，必須採取一種特殊方式。這種斷裂有一很鮮明的標志，就是出場方式不一樣，前五代作家的出場和成名，基本上是由期刊、評論家、文學史三位一體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這對「80後」作家幾乎沒有作用，出現新的三位一體:出版社、媒體記者和讀者見面會。完全不同的塑造作家力量的形成，構成了新一代作家不同的出場方式。這種斷裂方式非常明顯，文學生態的變化包含著作家心態、作品趣味的變化。將他們與前五代作家相接時，你會發現裡面有接不通的東西。「80後」這一代新作家出現，斷裂這種事實才真正發生。
由此我在想，過去我們談論很久的消費社會在這一代人身上可能真正來臨了。但是，我並不認為所有新的東西都是好的。每個作家的寫作黃金期都很短，十年基本可以反映一個作家的寫作面貌，把目光聚集在年輕人身上可能更能看出一種變化。對這種變化，我是有疑慮的，面臨一些新的問題。
我們在認識、研究、傳播年輕一代文學的時候，我們的視野可能很狹窄，這種狹窄包括「80後」寫作者所描寫生活的狹窄，還有我們關注到的「80後」作家面可能也很狹窄。這讓我產生一種疑慮，我把它稱為生活的殖民。觀察浮在面上的「80後」，你會發現他們絕大多數寫的都是都市生活，比如喝咖啡的生活和吃哈根達斯的生活，這種生活成了主流。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五十年後如果有人想通過他們的作品來了解這個時代，他會覺得那個時期的年輕人天天都在喝咖啡，在吃哈根達斯。這其實是用了很少人享用的生活，殖民了更多的沉默的在隱秘中的生活。鐵皮屋的生活、打工者的生活，這些人的生活有誰來書寫？
我還覺得現在的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文風過於華麗和幽默。華麗和幽默不是壞事，但它可能代表一種傾向:可能遮蔽甚至卸下「五四」以來或20世紀現代文學以來所留給我們的那筆沉重遺產。文學想要影響社會，影響自我，對一個我們認為狹窄的空間發言，我們還真卸不下這筆沉重的精神遺產。我個人認為中國社會一點都不幽默，我不知道很多作家的那種華麗、幽默、輕松感是如何獲得的。一代作家的崛起是事實，但是通過這一代作家反觀出的值得我們警覺的問題，同樣在緊迫地壓迫著我如何去面對他們的未來。
新銳聲音
「80後寫作」的幾個問題
楊慶祥(1980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教師)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任教，做班主任。一次在開班會時，我問學生:你們看郭敬明的作品嗎？下面立即是一片「90後」女生的尖叫聲。我意識到，郭敬明對這一批年輕的讀者而言，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特殊的文學符號。同時我也想到一個問題，「80後」中這樣一批在市場意義上取得成功的作家，對我提出了怎樣的挑戰？我覺得這種挑戰是雙重的，第一是怎樣在世俗意義上理解他們的成功，第二是怎樣在專業的意義上來理解他們的作品。
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可能是後一種挑戰，也就是怎樣尋找一種非傳統的、新的、有效的批評方式對他們的作品做一種有意義的定位和分析，因為這批人已經成為了一種不可忽略的歷史存在。最近我正好讀了三部「80後」的作品，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時代》，一部是張悅然的《家》，還有一部是顏歌剛剛完成的長篇小說《聲音樂團》。我認為這三部作品從不同方面對我們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時代》，雖然它的故事很好讀，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它會占據暢銷書的榜首？前陣子有媒體約我寫文章，一開始我想在文章里極盡嘲笑、挖苦之能事，發泄心中的不平之氣，但是我很快發現這種態度不對，我覺得我應該用非常嚴肅、認真的態度去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後來我就在反思自己，郭敬明在《小時代》中所提供的這種表層的、去深度化的故事、人物主體，是不是也是一種有意義的主體？
第二部是張悅然的《家》，小說講述了一對很注重生活享受的小夫妻，有一天突然覺得生活無趣就各自離家出走，最後在四川地震現場相遇，他們都做了志願者。這讓我想起張愛玲的經典文本《傾城之戀》，一個城市的淪陷成全了一場不存在的愛情，那麼，一場大地震成全了一對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解放。這里的問題是，那種自戀的、單向度的主體是否可以置換、膨脹和更新？《家》提出了這種可能性。但同時也必須追問的是，這種解放是否一定要藉助巨大的災難來完成？
最後一個問題是，這一代青年作家從單一的主體，虛偽(我是在完全中性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經驗、表層的經驗中解放出來以後，是否可以生成一種更豐富、更龐雜的寫作經驗。在顏歌的《聲音樂團》中我讀到了敘述的復調，多重的聲音，龐雜而清晰的敘事結構和故事邏輯，我覺得這是一部很有挑戰性的小說。據我了解，一些「80後」的作家在近兩年都會拿出新的長篇，我覺得會有新的變化發生。盡管文學的斷裂正在進行之中，但在斷裂之後有前景。我對此還是抱有比較樂觀的態度。
年輕一代的困境
金理(1981年生，復旦大學博士後)
其實每一代人都面臨著具體的困難。但相比較之下，可能今天的年輕一代更不容易。余華、莫言、王安憶們以先鋒姿態進入文壇，當時的文學體制比如重要的純文學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後當代文學轉型為常態的中年期(借用陳思和老師的說法)，他們構建了今日中國文壇的中流砥柱，在穩定的環境里，他們磨礪寫作技藝、豐富世界觀、摸索讀者的口味，不斷推出的作品是主流獎項的候選者、學院批評家的關注對象和圖書市場的看點。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沒有這樣的際遇，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壓力以及文學邊緣化的不可逆轉，極大擠壓了年輕的文學後繼者的空間，他們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場大潮中肉搏。人們往往強調文壇外生存的可能性，但長期僵在媒體包裝與市場邏輯中也許很快就會氣血耗盡。我們往往以為那些獲得市場成功的「80後」作家就是今天青年人的文學；而那些無法在市場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無緣被讀者、研究者所認識。年輕一代的困境在於，市場和個人探索之間沒有任何迴旋、緩沖的地帶。
前段時間我參加上海青年作家的一個討論會，會上聽到上海譯文出版社趙武平先生的發言，值得人深思，趙先生在運作一系列國外年輕人的文學，我已經讀到過幾種日本「80後」的小說，就我的體會而言，與日本的同齡人相比，與那些史上最年輕的「芥川獎」得主相比，我們中國的一些「80後」一點不差。趙先生覺得奇怪的是，在國外「80後」作者的寫作中，對於人的命運、對於終極關懷的思考十分常見，他們不迎合出版社、不討好市場，因為有公共圖書館、學院和大量基金會都能夠給他們提供寫作資助，這為他們的獨立寫作提供了良好基礎。我們總覺得接受資助就是寫作獨立性的喪失，其實也未必這么簡單。比如你接受公共圖書館提供的資助，然後定期去該圖書館面對其讀者作幾場講演，就完成了你的義務。我們是否也能借鑒這種經驗，在天然的市場化之外還提供積極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還是「無形的手」，總得讓年輕人看到有一隻手在為他們的寫作創造穩定的空間。
斷裂與承續
甫躍輝(1984年生，《上海文學》編輯)
我編過郭敬明的《爵跡》，像這樣的作品在當下影響確實非常大。這使我想到一個問題，已經浮在水面上的這一批「80後」年輕作家，他們是怎樣進入公眾視野的？他們的寫作從開始到現在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都是「青春寫作」，我所說的「青春寫作」有兩個特點:一寫作的人是年輕人；其次小說的人物是與作者年齡接近的，也很年輕。在這個意義上說，「80後」寫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青春寫作。
回顧現在活躍在文壇上的前輩作家們，他們剛開始進入所謂文壇或在文壇成名時是以怎樣的方式？「30後」作家王蒙，開始寫作時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40後」作家路遙寫了《人生》；「50後」王安憶最開始引人關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後」的余華和蘇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後」的徐則臣最初引起關注的是《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這些作品都寫的是年輕人，都是在一個連續的傳統里。這些都沒有被冠以「青春寫作」，可到了「80後」就變了。
剛才提到的「70後」的徐則臣屬於成名較晚的，比較早成名的像衛慧、棉棉，她們作品中的年輕人與徐則臣作品中的年輕人截然不同。徐則臣是與前幾輩作家一脈相承的，而衛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樣子。衛慧、棉棉和之前的「傳統寫作」斷裂了，卻又被後來的徐則臣等人接續上了。
我覺得「80後」目前進入公眾視野的這一批人承襲了衛慧、棉棉這一脈，盡管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這些人只是「80後」中的一部分，——但在許多人想像中的「80後」卻全都成了這樣的。我在《上海文學》雜志社做編輯，接觸到很多年輕人，他們也是從期刊發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經進入公眾視野的「80後」寫作者決然不同，這一撥人將會像徐則臣他們那樣，接續上被同輩人扯斷的傳統。反叛然後回歸，常常是一代人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70後」還是「80後」的寫作者，在與所謂「傳統寫作」發生斷裂的同時，也暗暗地有了承續。
⑼ 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作家有哪些
長篇創作實踐證明，文學並沒有在失去轟動效應之後接著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對邊緣的狀態中尋找位置和轉機，通過自主創新，突破大眾文化的合圍，不斷地增生新的生長點。
自上世紀末以來，側重於宏大敘事的長篇觀念，漸漸被多樣化的更加自由活潑的敘事觀念代替，長篇的藝術空間更加開闊了。但同時，不少作家對於我們的時代、社會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種整體性的把握和體察，有些作品已經或者正在失去與時代對話的能力，失去道德擔當的勇氣，失去了應有的精神含量。
長篇小說作為「大河」般的重型文體，從重鑄民族靈魂和從表現人性的深度、人類性含量的豐富程度來看，從世界文學展現的人文內涵來看，還顯得不夠成熟和深湛。我們更希望的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作出強有力表達的文學。長篇小說是重要的承擔者。
「新世紀」與「長篇小說」
美國文化學者傑姆遜曾經說，第三世界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現出來。事實上，就文學與民族生活的關系而言，文學就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傳記和心靈圖像；而長篇小說，被喻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詩、里程碑、長河、交響樂，於是被認為最能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能量和心靈變遷史。一個有趣而難解的事實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長篇小說忽然變成了文學市場的寵兒，具有相對可觀的市場回報，使集中發表中短篇的文學期刊相形見絀。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長篇的審美含量一定高於其它。但由此，長篇小說有了「時代文體」、「第一文體」之譽。據不完全統計，從2001年到2005年間，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和網路，大陸正式出版和發表的長篇小說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產兩部還多。把今日中國之長篇小說，放到世界的和經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偉大的中國小說」（哈金）來要求，我們也許還不甚滿意，但是，置身於當今長篇小說之林，卻不能不為它空前的興盛、廣闊、多樣、豐富所感染，所浸潤，所振奮。中國長篇小說的藝術概括力、思想內涵、藝術水準和敘事能力，都在逐漸擺脫「引進」與「回歸」的依賴性，形成了本民族獨立的、豐茂的敘事美學特色，引起了國內外的重大反響。
在這里，我們的研究對象限定在「新世紀以來」。這一個並非突然降臨的時段開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個時間性概念。但我們不能不看到，邁入新世紀的中國，確實呈現了一些前所未見的深廣度的大變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加入世貿」的重大影響，高科技更深、更細地走進千家萬戶，城市化的急劇推進……都在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存方式和就業、居住方式，改變著人們的時空觀念、思維方式和道德倫理情感。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正在給中國社會帶來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們只要隨便舉一些數字，就足以說明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互聯網民一個億以上，手機用戶近四億，石油消費全球第二，水泥消費全球第一，中國獲得「世界加工廠」之稱，「神六」載人飛船成功發射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有載人能力的航天大國……然而，同時也不可忽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態破壞、科技含量低、勞動力廉價、貧富差異、貪污腐敗、道德失范、誠信危機等等負面的現象，也在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人文發展的逆態勢存在。這，就是「新世紀以來」的生存語境。
所以，「新世紀文學」及其長篇小說同樣不是從天而降，它由上世紀文學演變而來，屬於「平穩過渡」，沒有發生「文學革命」，一面與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深厚傳統密切相連，一面置身於復雜而陌生的歷史新語境，正在展開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紀文學是以外在的平靜而調校其視界，實現其內在的深刻裂變。
上世紀末，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長篇創作實踐證明，文學沒有在失去轟動效應之後接著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對邊緣的狀態中尋找位置和轉機，通過自主創新，突破大眾文化合圍，不斷地增生新的生長點。其創作成就和藝術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鄉土敘事：傳統背景下的拓展與變奏
新世紀文學在現當代文學的龐大背景下延伸，傳統的力量擺脫不了。自「五四」新文學誕生以來，農民與鄉村向來是文學的主要對象，數千年農耕文化傳統是其穩固而深厚的審美資源。現在，在書籍市場和大眾文化領域，「文學都市」無疑佔了優勢，覆蓋面大，確實存在從「鄉村」向「都市」的轉移，但在純文學領域，鄉土敘事憑借慣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紀，許多作家仍堅實地立足鄉土，守望鄉土，講述中國鄉土的憂患、痛苦、裂變、蘇醒、轉型，講述世紀之交的鄉愁和鄉村新人格的艱難成長。如果說近年來鄉土小說有何微妙變化，那就是：相當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經濟的鄉村，而進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鄉村。很多作品不僅關心農民的物質生存境況，更加關心他們的靈魂狀態、文化人格，關注他們在急遽變革的大時代中精神世界的震盪，於是把重心放到中國農民在現代轉型中的精神沖突和價值歸依上。像《城的燈》《天高地厚》《上塘書》《獵原》《婦女閑聊錄》《石榴樹上結櫻桃》等等一些寫實性作品，不管寫懷舊，寫紮根，寫移動，還是寫喧嘩，它們都離不開一個大背景：由於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由來已久，城鄉在物質與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懸殊，都市對鄉村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與吸引，於是，或逃離鄉土，或眷戀鄉土，或掙脫世世代代的命運，便成為文學中不倦的主題。而不同歷史時期里人們對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這也就決定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這一母題具有常寫常新的基質。
莫言的《生死疲勞》寫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鄉村史。西門鬧們的故事、六道輪回的大膽處理、向中國傳統小說的大幅回歸，表達了作者對中國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深刻復雜的理解。在《平原》里，圍繞著端方的故事，生動地再現了1976 年江蘇農村的真實生存，有一種風俗史和地方史的意義。作為一個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畢飛宇能寫出如此的鄉村體驗，表達如此的鄉土認知，殊為難得。在《秦腔》里，「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在粘稠地緩緩流動著，但作者打撈著即將消失的民間社情和語言感覺，作品彌漫著無處不在的滄桑感，貫穿全書的最重要的意象有兩個，那就是「土地」與「秦腔」，它們的由盛而衰，表現了傳統的鄉土中國的日漸消解，結構上以實寫虛。但其原生態寫法造成了閱讀障礙。張煒的《醜行或浪漫》寫鄉村女子劉蜜蠟苦苦找尋真愛的過程，也涉筆逃離主題。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尋找和逃離構成了一種互為因果的奇特關系——尋找是為了逃離，為了揭露鄉村的宗法與專制；逃離是為了尋找，為了不屈不撓的詩性理想。
人們已經注意到了，不少鄉土小說，寫的不再是一個或幾個人物，而是寫了一個村莊、一個文化群落、一種生存狀態。在這里，文化心理，精神蛻變，集體無意識，往往成為一些作品的著力點所在。《笨花》有人歸之為歷史小說，而我更願意當作鄉土小說來讀，在我看來，鐵凝並無刻意尋求歷史本質或概括某段歷史風雲的雄心，她著力描繪整體的、寬闊的歷史生活場景，我曾用「平原美學」稱之，即表現華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蘊藏的美質和世俗的煙火。華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寫，但它有血性靈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輕揚的美。《受活》寫了一群「受活人」——鄉村弱勢群體，對鄉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鄉村的生存狀態上，閻連科有獨到之處。作品不滿足於表相真實，而是追求精神內在的真實，所謂「虛構的世界裡跳盪著現實世界的心臟」，直至訴諸荒誕。作者自言「因恐懼而寫作」，他寫的主要也是「農民對權力的恐懼」。但用力過猛，快要撞破審美的最後邊界，這種「慘烈化」傾向該是一種怎樣的審美形態，值得研究。阿來的《空山》，有各種解讀，作者阿來說，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試圖探求全球鄉土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我看來，《空山》寫的是神性解體之後的空山，人性灼傷之後的空山。正像現代人類無不苦苦尋覓精神家園一樣，有著深厚宗教傳統的民族同樣要面對靈魂皈依的問題。在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構成的歷史，假若非要找出一個貫穿始終的角色，那就是機村這個村落了。江西作家李伯勇的《恍惚遠行》，中心人物是個懷揣英雄夢的不安分青年，一個做夢都想改變個人命運的叛逆者，一個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盪者。其悲劇性的「英雄情結」後面是空洞的、源於文化精神上的貧困和無知。作者立足本土，試圖發現傳統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現代之光加以觀照。應該說，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穎，惜乎藝術表現力尚不盡人意。
整體看來，鄉土寫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在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中，文學中的鄉土聲音不但不會完結，還會長足地發展變化，它必將與民族性格的現代轉型聯系在一起。問題的症結在於，不能總是停留在原有的啟蒙話語或一般的尋根反思話語上，應該有所拓展，強化現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構和新的精神個體成長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發掘鄉土中蘊含的現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環境主題、鄉土寓言、生態問題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動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這個女人，已逸出了我們的日常經驗，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婦。於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隻老船裝著讀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開滿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動物身上去尋求崇高、自尊和詩性，實際是極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喚。《狼圖騰》希求精神陽剛而強大的願望，在物慾使人變得懦弱之際，含有積極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劃分文明史，企圖浪漫地、情緒化地、激昂地解讀人類史，卻是不科學的。在《藏獒》里，楊志軍通過對岡日森格及多條藏獒及其征戰史的富於聲色的描繪，發掘勇敢、忠誠、尊嚴和萬死不辭的品性，它一面回歸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現代性。
重訴歷史：重要的是在哪個年代敘述
展現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訴說歷史，重新發現歷史中的現代精神，或還原歷史，或解構歷史，或消費歷史——凡此種種，使得歷史題材領域變得空前復雜，審美趣味變得更加紛紜，昔日正統的一體化的歷史變成了多樣化的可做多重解釋的歷史。總的看來，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在歷史題材創作方面，成就突出，收獲豐盛。事實上，強烈重訴歷史的慾望，正是大轉型時代現實精神訴求的反映。大致看來，對歷史題材的處理經歷了由當年的大寫階級斗爭、大寫農民戰爭，到今天的大寫勵精圖治、大寫聖君賢相，其中伴隨著歷史觀的微妙變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變革精神。把聖君賢相納入到人民創造歷史的行列之中，並承認其作用，顯然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當然，可以爭論的問題很多，比如由過去不分青紅皂白的徹底否定「帝王」，到現在某些作品無條件地謳歌「帝王」之類。
福柯說，重要的不在於你敘述哪個年代，而在於你在哪個年代敘述。真是一語道破本質。《聖天門口》具有史詩品格，其結構有大歷史與小歷史的套環。小的，是寫聖天門口和大別山地區的革命史；大的，是寫創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條正史與野史兼容並優化重組的中間道路。作品的筆觸指向被遮蔽的歷史角落，不避血腥與暴力，而生存、生命、慾望、求生，成了諸多人物動機的關鍵詞。全書風格大氣，沉靜。《張居正》以清醒的歷史理性，熱烈而靈動的現實主義筆觸，有聲有色地再現了與「萬曆新政」相聯系的一段廣闊繁復的歷史場景，塑造了張居正這一「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的復雜形象，並展示出其悲劇命運的必然性。這部書尤其在細節刻畫上最見功力，可謂細節決定歷史，同時也決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萬言的《白銀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說家的眼光和手段，對一種偉大金融傳統的復活與惋嘆。小說雖然也細致地描繪了處於庚子之亂前後的天成元票號的動盪、危難、化險為夷、殫精竭慮、幾起幾落，但筆墨的核心始終對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價值、傳統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張之洞》《銀城故事》《偽滿洲國》《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成就。
還有一些逸出常規、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說是寫絕望境遇的，對死亡、虐殺、屠戮、殺人如草不聞聲，作了極致化的表達，提供了驚人的陌生化處理，豐富了審美經驗的復雜性，揭出中國文化的陰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圍繞一個革命者的下落，通過幾個人的視角，幾個人的語氣，幾種不同的解讀，使之撲朔迷離，真偽交錯，以獨特的敘述方法，完成了一次歷史敘事的創新。在《西去的騎手》里，對馬仲英和盛世才的評價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這是一部富於浪漫氣質的英雄傳奇，在中亞廣袤的天宇下流盪著浩然之氣。
《歷史的天空》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處理歷史與人的關繫上。我們看過不少作品，歷史規律線索分明，主要人物作為社會力量的某種代表，符號似的，故事發展也一如「規律」所規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於是人物變成了某種消極的、被動的演繹工具，頂多外敷一層個性油彩。但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梁大牙的命運陰差陽錯，升沉莫辨，給人一種不斷走錯房間的感覺。這是否在故意誇大偶然因素，把歷史塗抹成隨心所欲的完全的不可知呢？我以為不是這樣，而是有種看不見的力量使然，這力量應該就是「合力」了。發行業績突出、廣受讀者歡迎的《亮劍》同樣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人在戰爭和政治中的命運、人與歷史的沖突。所謂面對強大對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嶺。這里，戰爭藝術、傳奇故事、武俠豪氣、智勇雙全，被巧妙地融為一體。在歷史領域，家族小說和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喬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園》的流行。
知識分子與女性：「人的再發現」的深化
人的再發現，本是20世紀貫穿至今一個重要的不斷深化的精神課題。我認為，「新世紀文學」在原有基礎上深化著，那就是更注重於「人的日常發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新世紀的「人」既不同於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於90年代新寫實的「原生態」的人，或「慾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來，一些作品更加註重「個體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並以「人的解放」、「人的發展」作為「靈魂重鑄」的內在前提和基礎。這里的「寫人」，當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認為，知識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隨著近年來知識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問題研究的深化，寫人，在這些人群身上表現得格外突出，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也格外多些。
張潔的《無字》是用生命血淚體驗寫成的，它以個人化的激烈方式進入了歷史，卻獲得了巨大的藝術概括力，全書的風格殘酷而美麗。在整整一個世紀宏大而動盪的背景上，女作家吳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運際遇、生存掙扎、婚姻愛憎，突顯於讀者之前，讓人思量的不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靈史。同為宏大敘事，宗璞的風格則完全不同，《東藏記》雖為戰爭背景，描寫的是西南聯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國知識者在國破家亡中的鐵骨丹心，對正義、自由、民主、節操的追求，這是「藏」在全書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緩的、書卷氣濃濃的筆墨中顯現，成就了一部柔中見剛的文化含量豐厚的長篇。王蒙的《青狐》和《尷尬風流》也是兩部風格極獨特的作品。前者寫倩姑終於成了青狐——一個「老是趕不到點上」的女人的近乎極限的人生體驗。有人認為，這是王蒙第一次嚴肅認真地而又調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問題。事實上它的意味遠不止於此。後者為小故事聯綴而成，卻是一部天問無解、風流自適之作。寫知識分子或知識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稱道的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討愛情哲學，《外省書》寫精神救贖，《中國：1957》寫苦難中的升華，《遠去的驛站》寫家族文化背景下現代知識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隱秘盛開》《不悔錄》《紮根》《把綿羊和山羊分開》《抒情年代》《愛人同志》《命運峽谷》等等，都給人以深刻印象。
現實感：政治視角與底層書寫
英國當代著名文論家伊格爾頓非常強調政治視角的重要性，他說，「文學永遠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應該「召回政治視角」。這是很有見地的。現在國際上的文學大獎和電影大獎都越來越重視政治文化類的作品了。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把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訓，於是新時期之初，有識之士提出了「回復文學的本性」或「回到文學本身」，自有非凡意義。然而，對於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切忌狹隘的理解，更不意味著文學該徹底地脫離政治。在我看來，由於故意地迴避和淡化政治，已經損傷了我們文學的社會歷史價值和感染力。必須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學家的政治，兩者的領域不完全一樣，而且，文學所講的政治理應是一個大的概念，更側重於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僅表現為權力層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面。
閻真的《滄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讀者喜愛，首先是它的真實性——「泄露天機感」，另一個重要原因不能不說是它把政治轉化為深層的文化心理動機、轉化為人生選擇哲學、轉化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反思。張平的《國家幹部》代表了另一個向度上的新收獲。小說尖銳地提出了國家幹部中既得利益群體的形成、宗法文化和地方勢力的結盟，怎樣激化了社會矛盾，嚴重阻礙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偉的《英雄時代》以近距離的宏觀把握見長，通過史天雄與陸承偉一對異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當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一些問題，著重於社會剖析，具有憂患意識。陸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種領域寫作的能力，但他們多年來以極大熱情投入政治文化的書寫，表現了很強的責任感，他們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說的趣味上，或就事論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寫爭權奪利、勾心鬥角、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過程，而是努力站到時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當今尖銳的社會矛盾，有他一貫的思想沖擊力；陸天明的《省委書記》《高緯度戰栗》深刻探討產生腐敗的社會根源；王躍文的《梅次故事》作為反腐小說，以現實主義筆力、細膩深刻的心理描繪，如有人所說，畫出了一幅「人格與官品的工筆畫」。盡管有這樣一些比較好的作品，我仍要說，我們的文學還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時代性精神課題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說」。
底層寫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說到底層、打工者，又不能不說到都市與文學，它們似乎是連在一起的。相對於茅盾的「階級都市」、沈從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現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們大眾文學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慾望化和實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學場景由農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轉向了摩天大樓、跨國公司、夜總會、立交橋、廣告、明星、賓館、超市等等消費性場所了。中國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國的都市文學卻並沒有跟著成熟起來，像《長恨歌》這樣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長篇，也就是《手機》《遍地梟雄》《城市表情》，以及邱華棟、張欣、何頓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認為最富於生命力的可能還是「打工文學」（叫什麼並不重要）這一領地，它最具鮮明的轉型時代特徵，最能體現現實主義傳統。城鄉二元沖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內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權、道德、倫理、性權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慾望等一系列問題。它的基礎仍是城鄉二元沖突，不過場景搬到了城裡，遂衍生出無數新的主題。當然，底層寫作絕不僅僅是指打工文學。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錯的創作，但主要活躍在中短篇領域，長篇中有如《憤怒》《兄弟》《長勢喜人》《泥鰍》《21大廈》《我是真的熱愛你》等等。
創新是前進的車輪
人們常說，真實是文學的生命，事實上，創新何嘗不也是文學的生命？沒有創新文學就沒法前進。邁入新世紀的長篇小說，有無創新性至關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寫作的復興和各式各樣的新探索，是近年長篇小說書寫風格變化的突出表徵。不少作品給讀者提供了新奇的閱讀感受，給當代小說注入了陌生的新質素，力圖擴開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說視野，發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視但卻極有價值的新的題材資源，並致力於重新發現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營構本土化敘述的神奇和絢麗。莫言在《檀香刑》的後記里說，在民間俗藝漸漸成為廟堂雅言的今天，在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壓倒了對民間文學的繼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的撤退，可惜撤退得還不夠到位。這些話不啻是一種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極為個性化的抒情風格、先鋒精神和古典情韻，借歷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長，表達了對生命和存在的追問。曹文軒的《天瓢》寫了十幾場不同節奏、規模、聲勢、意味的雨，不是作為小說搭造的布景、見證，而是作為一種意象化、氛圍化的無言的存在，置換小說中常見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構成一種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達靈魂的豐富。東西似乎是一個具有「異秉」的怪才，一個善於發現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謬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後悔錄》通過主人公無休止地後悔和自責，企圖達成他與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後悔，越是出錯，幾無窮盡。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憫大地》對於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運用及創造性轉化問題，又如《萬物花開》中的性向自然萬物的回歸和萬物的性，溶入了人性。上述例子都說明了長篇藝術探索觸角的伸展程度。
長篇小說是當今文學最重要的文體。近年來，這一文體的觀念悄然間在發生位移，原先的經典性解釋和定義雖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構。歷來所有的觀念都在強調它的大，大的觀念演化出了編年史式的固定視角和體例，成為長篇小說的經典性表述。這種宏大敘事觀念對當代長篇的影響巨大，幾乎帶有世界性。自上世紀末以來，編年史的、史詩化的、側重於宏大敘事的長篇觀念，漸漸被多樣化的更加自由活潑的敘事觀念代替，長篇的藝術空間更加開闊了。深層地看，問題的症結不在於長與短，而在於如何開發藝術表現的無限可能性。
當我們從大量閱讀中抽身出來，俯瞰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創作，固然會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同時感到，不少作家對於我們的時代、社會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種整體性的把握和體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藝術概括力和重構力，這已經影響到了大作品的產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評的，有些作品已經或者正在失去與時代對話的能力，失去道德擔當的勇氣，失去應有的精神含量。這的確也是一部分事實。
面對21世紀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鑄民族靈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變得十分迫切。長篇小說作為「大河」般的重型文體，從重鑄民族靈魂的高度來看，從表現人性的深度和人類性含量的豐富程度來看，從世界文學所展現的人文內涵來看，還顯得不夠成熟和深湛。我們更希望的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作出強有力表達的文學。長篇小說是重要的承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