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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人治與法治
兩千多年來，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從總體上看，究竟是不斷加強，還是不斷削弱？按照一般看法，這一權力是不斷加強的，至明清而尤甚。可是如果仔細探究一下，便會感到歷史事實未必如此。
（一）
為了論述這個問題，首先得分清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體政治制度行使權力，這種政治制度，是在長期統治中經過無數政治家、思想家反復總結經驗教訓，逐步固定下來的。
另一種情況是君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實際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來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隨時揚棄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換言之，他的權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約束。他可從「任心而行」（1）。
如果就後一種情況看，可以說，從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兩千多年全都一樣，並無變化。試看：
在秦始皇統治之時已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史記·秦始皇本紀》）。這話雖有誇張，天下小大之事極多，秦始皇一個人精力不管怎樣充沛，也是處理不過來的，可是它卻說明，皇帝擁有這種權力。至於他平時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麼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說，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開周圍的「丞相、諸大臣」，為所欲為。早在戰國之時，申不害、韓非等已強調，君主決不能將手中權力分給臣下，必須最大限度行使，實行「獨斷」，宣揚「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2）。在秦始皇之後，李斯又總結說：君主必須「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這些表明，秦始皇「獨斷」所反映出來的制度，並非偶然出現，是有思想基礎、理論根據的（歸根結底，是封建經濟基礎之產物，這里不論）。
如果認為秦代統治時間短，我們再來看漢代的君權：
《漢書·杜周傳》：漢武帝時為廷尉，「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寃狀」。有人責怪他「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條材料充分反映了一個根本事實：「人主意指」是凌駕一切的，君主愛怎麼辦就得怎麼辦，過去一切制度、律會，都必須依據在位君主承認與否，而決定是否繼續生效。《漢書·劉屈氂傳》。漢武帝時為丞相。戾太子起兵叛亂，戰敗，「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其實，自漢高祖以來便存在著官吏有罪先請制度（4）。當時，戾太子已敗，大局已定，暴勝之以為不當擅斬田仁，是對的。可是漢武帝困為是兒子造自己的反，憤怒已極，哪裡管過去有什麼制度，他認定這時丞相斬司直就合「法」，於是暴勝之便只得自殺了。這是杜周「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話的一個例證。試看漢武帝一生，除年青時受到大皇太後、皇太後一點約束外，完全是獨斷專行，為所欲為，宰相無不唯命是從。這不就是秦代「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制度的繼續嗎！
東漢也是一樣。史載漢光武「總攬權綱」，「政不任下」；明帝「總攬威柄，權不借下」（5）。以至有人說宰相（三公）變成「備員而已」（6）。這和李斯所說「明君獨斷，故不在臣也」，也沒有多少區別。
試問：秦漢兩代皇帝這種獨斷專行之權，後代君主和制度加強了些什麼呢？
當然，由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全國各地交通聯系越來越密切，後代一些愛攬權的皇帝，手伸得很長，所處理的統洽事務，數量增多，范圍擴大（7），為保證「獨斷」，控制臣屬的手段也進一步嚴密和多樣比，表面看來，似乎權力加強了。其實，這只是這一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在具體行使中，多行使一些，還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還是粗疏一些的發展變化，至於這一權力本身，自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形成以來所具有的至高無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約束的特點，並沒有什麼變化。就是說，權力沒有任何加強，也不可能再加強。
後一種情況既然如此，要討論封建君權不斷加強與否的問題，便只能根據前一種情況來考慮。
如所周知，為了保證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護整個地主階級利益，兩千多年的具體政治制度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於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擺脫，擺脫時便表現為「任心而行」，大權獨攬，出現上面我所提到的情況。可是就歷代王朝絕大多數一般君主言，還是遵守遠多於擺脫。如果考慮到這個基本事實，則應當承認：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其發展總趨勢，不是加強了，而是削弱了。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個根據便是：隨著社會的進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歷史上各王朝興亡之經驗教訓的反覆提供，地主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在總體上不得不擁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因為沒有新的生產關系和階級力量出現，只有這一制度能統一各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意志與行動），對它與皇位世襲制度結合所產生的弊病與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們在原則上幾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與大臣，虛心納諫，剋制「私」心，遵守各種由長期統治經驗凝固而成的具體政治制度特別宰相制度，實際上就是想限制（實即削弱）皇帝獨斷專行的權力，盡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們知道，皇帝並非自封，耍靠地主階級通過官吏擁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決定，歸根結底得看能否適應整個地主階級利益之需要，而決定是曇花一現，還是較長期行用。現在既然反映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治思想、輿論，越來越強烈地要求通過具體政治制度限制君主專制權力，則縱然少數英主、暴主例外，絕大多數君主就不可能不受這種思想、輿論的影響而遵守具體政治制度；而這些制度的發展變化，從總趨勢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權的。
下面我們來看歷代有關這一問題的政洽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個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淪語·泰伯》）。戰國時孟子也引用了這話，並作了發揮（《滕文公上》）。後代儒家多理解為這是指君主之任務在於任賢使能，放手讓大臣去干，而不必親自參與具體政事之處理。將「而不與焉」之「與」，釋為參與（10）。這種理解大概是對的。因為荀子也宣揚同樣的思想。他說：「彼持國者，……強固榮辱在於取相矣」。如得到賢相，由他「要百事之聽」，自己便清閑了。這就叫「勞於索之（指賢相），而休於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例如「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工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齊恆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這一政洽思想是鑒於戰國時期各國變法以後，君位世襲雖無法選擇，然相位不世襲（變法廢棄了世卿世祿制），尚賢使能，可以選擇，這一基本情況提出的（12）。隨著漢代以後儒家學說逐漸在思想領域占據統治地位（13），隨著秦漢以後不少世襲皇帝獨斷專行，胡作非為，帶給整個地主階級統治的嚴重危害日益明顯，上述政治思想便成為後代限制君權的一個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願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漢代曾經流行天人感應說，宣揚「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春秋繁錄·王杯》），它的企圖之一便是用「天」，用「災異」來限制君主濫用權力（14）。這也是一個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為了限制君權，絞盡了腦汁。不過隨著社會生產發展，天文學進步，這種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魏晉以後，在不同的情況下，不斷被用來宣揚限制君權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歷史上的政治得失，經驗效訓。
《三國志·高柔傳》：魏文帝即位，大權獨攬，三公（宰相）「希與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肖、曹之儔並以元勛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令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謀劃策、把關，防止文帝專斷可能發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這話文帝無可反駁，只得「嘉納焉」。晉代儒學地位進一步尊崇，這種主張更加流行。《群書治要》卷二九引臧榮緒《晉書·百官志》稱：西晉裴頠「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上疏歌頌「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無為而治……」，反對皇帝「親細事，躬自聽斷」，建議「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裴頠上疏時間已不可考，但要求用率相限制君權的意圖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獨斷專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釒監》卷三記載：唐太宗便批評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種苦形，豈能—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即聽任他獨斷專行），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貞觀政要》卷一又記他接著說：「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同上卷二又記唐太宗對宰相房支齡等說：『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恆欲公等盡情極諫一」。這些話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歡迎「極諫」，不敢「獨斷」，並非著眼於人民疾苦，而是總結歷史故訓，避免自己的統治垮台，是從整個地主階級利益出發的，但他畢竟看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成了一個實行前述儒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對後代君主起著不小影響，同樣推動著限制君權的活動。
人們都說，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繁榮，和全國交通聯系的進一步加強，從北宋起，中央控制地方日益嚴密，而且為改變五代王朝頻繁更迭之局面，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採取許多措施，防微杜漸，總攬權柄，以致一般認為，從此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得到進一步突出發展（16）。可是兩宋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也隨之變化了呢？沒有。它們依然反對皇帝「獨斷」，主張信用宰相與大臣。如前引《唐釒監》唐太宗批評隋文帝攬權的話下，范祖禹評論說：「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他還舉「聖君」舜為例說：「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谷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禮、樂之事，舜不與也。……虞（山澤）、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不可以不超也，……臣不可以不勞也，……。」需要指出的是，這部《唐釒監》還是進奏宋哲宗閱讀，供他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並為「當世所重」的一部著作（17）。這些說明什麼呢？它說明雖然北宋初年由於統治尚未穩定，一度能乾的宋太祖獨斷專行，並且起了很大作用，可是等到統治穩定，繼位君主並非個個有這種才幹之時，當時的思想、輿論界，仍然推崇君逸臣勞的政治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最適合一般的、絕大多數中主的情況，何況從唐太宗的言行看，即使英主，獨斷專行也不是都能給封建統治帶來好處的。
不僅北宋范祖禹，以大造「尊君」之輿論著稱的南宋大儒朱熹，也反對皇帝「獨斷」。他在「經筵留身面陳四事札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中說：「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宰相），參之給（給事中）、舍（中書舍人），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宋寧宗）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為什麼要斬釘截鐵地說即使「獨斷……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呢？就因為君主一個人才幹畢竟有限，如做出一個決定不與大臣、宰相商議，不經過給、舍審核、草擬便下達，「悉當於理」只能是一次、兩次，如形成定製，長期沿用下去，遲早將會出亂子而危害整個統治。所謂「以啟將來之弊」，含意即在於此。而前引唐太宗聲稱不願「獨斷」，其理由實際上也在於此。朱熹如不是根據儒家政洽思想，總結無數歷史教訓，並且為了整個統治利益，具有無畏精神，是不可能也不敢向皇帝作出這種斷言的。
這一類思想、輿論，在明太祖廢除中書省和宰相，獨攬大權之後，依然繼續流行著。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便是明代丘溶的言論。他在《大學衍義補》卷一「總論朝廷之政」中說；「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見聞不周，人不能盡識也。事不能盡知也。故必擇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訪人才，疏通壅蔽，時加詢謀以求治焉」。在卷六「敬大臣之禮」中又說：必須重視有盛德的大臣，「人君誠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綱，從敦雅俗，垂農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強暴之不服哉」。按丘浚乃明文淵閣大學士，《大學衍義補》是他於孝宗時奏上，供經筵日講和太子學習的一部著作。孝親曾稱贊此書「有補於政治」（見書前周洪漠題本引），後來明神宗還親為制序，「蓋皆甚重其書也」（18）。然而，和明太祖指導思想與措施不同，丘浚依然鼓吹君主應委任大臣，甚至垂拱仰成的思想。這就再一次證明，這種思想經過兩千年正反面經驗的反覆提供，理論上更趨成熟，在儒家經典中又有根據，明太祖帶有時代和個人特點，獨斷專行的做法，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
《明史·駱問禮傳》：穆宗時上疏說：「陛下躬攬萬機，宜酌用群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這段話准確地反映了明代，也是戰國以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個理想境界：使君主行使至高無上權力，成為廣泛吸取群臣意見基礎上的「獨斷」，成為「皆合天道」，即完全符合整個封建統治利益的「獨斷」，實際上也就是成為限制了自己獨斷專行（「不執己見」、「無自用之失」）的「獨斷」。大概由於明太祖高度「獨斷」的緣故，明代巨子常使用「獨斷」這個詞，可是如上所述，它已是被改造了的「獨斷」，其實際涵義，和朱熹反對「獨斷」的意思，已沒有什麼不同了。
既然兩千多年逐漸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此，既然絕大多數統治集團成員的願望如此，而皇帝歸根結底又必須靠他們的擁立與支持而維持統治，則從總趨勢上，君主專制權力怎麼可能不斷加強呢？
（三）
提出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發展總趨勢是不斷削弱的這一看法，其次一個根據是：這一權力必得通過具體政治制度方能實現，而兩千多年具體政治制度特別宰相制度的演變，從總體上看，一個突出特點便是不斷限制（實即削弱）君主專制權力（19）。這是在前述儒家政治思想影響下，廣大官吏以至一般君主都接受了這種思想所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這些政治制度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制定或批準的。少數君主及其政策支持者雖曾制定、實行了一些有利君主獨斷專行的制度，但在隨後演變中，仍被扭回到原來限制和削弱這一權力他軌道上去了。
關於具體政治制度演變的這一特點，請看以下史料。
1、秦漢、魏晉南北朝
在秦及西漢初年，皇帝行使權力，將意志化為詔書，見諸實行，程序比較簡單：或與宰相議定，交御史起草、下達；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達，即可生效。制度上受到的限制很少。雖然西漢初年政事務經宰相奏請，皇帝「靡有不聽」，似乎相權重，君權輕。共實那是因為當時實行無為而治政策，特別是皇帝缺乏教育，缺乏統治經驗，而宰相卻富有統治經驗偽緣故（20）。可以說西漢初年是特殊條件下構成的特殊君臣關系，絲毫沒有改變君主握有至高無上權力，宰相奏請不經批准，便不能生效的君主專制制度。只有這樣，才可解釋為什麼在這之前的秦始皇，在這之後的漢武帝，全都大權獨攬，政自己出。道理很清楚，這兩人統治之時的條件與西漢初年不同。由於按君主專制制度所享有的至高無上權力，受到具體政治制度的限制本來就很少，加上雄才大略，便使他們最大限度地行使了當時種種條件下所可能行使的權力。
由於以上緣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皇帝頒下詔書差不多都以「制詔」二字開端，反映經過前述簡單程序，即成正式語書，交宰相機構執行，毋需再經什麼部門審核了。而從東晉初年開始，詔書開端逐漸改用門下兩字（21），意思是在形成正式詔書、實行之前，要先交門下省審署，門下省有權對內容提出異議，請皇帝重新考慮是否修改或取消這一詔書（22），這就是後來習慣稱呼的封駁權，這時從文書格式上固定下來了。在北朝，大約在魏、齊之際，又出現了門下省的覆奏制度，規定在重大政事上，門下省雖同意語書內容，卻不能直接署名行下，還需再送回皇帝審批一次，請他重新慎重考慮，以防草率從事（23）。這一制度固然首先是為了讓門下省把關，以保證統治質量，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君主專權的一種限制（24）。
不僅如此，在詔書起草過程中逐漸也出現了限制。在秦及西漢，並沒有詔書必須經過哪一機構起草、頒了方才算作正式詔書的規定。而至東漢，尚書台逐漸成了這種機構（25）。魏晉南北朝這種機構又換成了中書省。不經中書省起草的皇帝「手詔」、「中詔」等，雖然往往也能發生效力，這是因為皇帝畢竟握有至高無上權力，但由於這種手詔內容往往由皇帝自行決定，起草和頒下過程中受到的監督少，容易出錯，危害整個統治利益，所以一直不能算正式詔書，在制度上的效力也就無法與中書省起草的相比（26）。實際上這也是給予皇帝恣意妄為的一個限制。
2．唐、宋
正是在上述演變的基礎上，形成唐代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詔敕的制度。《舊唐書·劉褘之傳》：任鳳閣（中書）侍郎，同鳳閣、鸞台（門下）三品，為宰相，被人誣告，武則天「特令」王本立審問此事。「本立宣敕（中敕）示褘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所謂不經鳳閣、鸞台，即指未與宰相商議，未經中書起草和門下審署。武則天只含糊罪以「拒捍制使」（見《唐律·名例一·十惡》），而不駁斥從中所下之敕，不得名敕之說，也證明劉褘之所說，確為唐代制度。
（即手詔）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為國家不易之規」（李肇《翰林志》引）。從李朝隱事後並未受到打擊來看，陸贄所說，是有根據的。而且將詔書由中書、門下視為「無私」，等於將下手詔視為「私」，又反映在道德觀念上也對皇帝獨斷專行進行了限。
宋代限制皇帝濫下手詔，獨斷專行的材料更多。《續資治通鑒》卷四七記載：北宋仁宗時社衍為宰相，「務裁僥幸。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手詔）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人對，帝日：『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聯，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所謂內降，亦稱內批，即手詔。用手詔用人（即「內降恩」），因事先未通過中書、門下，未經正常銓選途徑，堅持制度的宰相便可拒絕執行，明理的皇帝也承認他的做法正確。南宋寧宗時雖屢降內批，強迫臣下執行，但諫諍者仍相繼不斷。前引朱熹反對寧宗「獨斷」，提出皇帝發出詔令必謀之大臣等，乃「祖宗之家法」，證明這確是宋代通行之制度。後來游仲鴻又上疏說：「陛下……御批數出，不由中書（此指宰相機構）。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去之不以正，講官朱熹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王介又上疏說：「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移台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均北宋徽宗年號）間，事出內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台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乎」（兩書均見《續資治通鑒》卷百五三）。至宋度宗時，劉黻又上疏「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本傳）。
從這些疏文，一方面可以看到宋代內批甚多，但另一面又可看出宋代下詔需經中書、門下之制度更加完備（27），因而反對內批，反對君主獨斷專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從制度上、道理上批評濫用內批是違反「禮」、「正」、「道」；或從歷史經驗教訓上批評濫用內批會導致「渦」、「亂」；或從道德上批評濫用內批是出干「私」心。而皇帝堅持下達內批，卻沒有什麼理由可說。有趣的是：有的皇帝一面頒下內批，一面又命令宰相大臣不必一一照行，要酌情辦理。如宋仁宗康定元年「詔自今內降指揮（意同內批），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皇佑二年又「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困線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為什麼要這樣自我矛盾呢？原來「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以上分別見《續資治通鑒》卷四二、卷五一）。這就表明，在當時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響和約束下，有的皇帝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從道理上深知違反具體政治制度，個人獨斷，濫下內批，並不符合自己統治利益；另一面從感情上又往往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加上外力推動（如某些近幸蠱惑、慫恿），一時難以盡改，以致出現了宋仁宗這種邊下內批，邊求宰相把關，不許徑直執行的情況。這正是我前面說的，絕大多數君主會遵守具體政治制度，君主專制權力從總趨勢上不可能不受到限制的一個範例。
當然，如前所述，封建社會人治一直佔主要地位。要使君主、官吏真正遵守一切制度、法律，光靠以上辦法而沒有廣大人民的覺醒、推動、監督，是絕對不行的。也就是說，真正的法制，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才能實現。不過，封建社會人治、法治之演變規律，對我們或許還是有借鑒作用的。
4. 中國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的特點
特點：
1、經濟基礎穩固。經濟基礎主要在於兩點：土地國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2、皇帝總攬天下大權，包括行政、財經、司法、軍事的權力，同時以武力為先導，控制宗教勢力。
3、皇帝擁有龐大的官僚辦事機構。官僚制度的趨向是皇帝任用親信隨從以取代和駕空龐大的官僚機構。皇帝相信的是身邊的仆從，而不是正常的決策行政系統。針對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辦事機構，常採取兩種方法以制約其行政職能：一是架空，二是分權。
4、中央對人身控制嚴密：最早實行人口統計和戶籍管理，如「什伍組織」，把百姓編入什伍之中（管仲制定，以10家為一什，以5家為一伍，對基層進行控制，有上報制度、懲罰制度）；再如商鞅「連坐法」，把伍、什通過戶籍辦法編制起來，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
一般來說，郡縣長官為皇帝直接任命，郡縣之下有鄉（10亭為一鄉）、亭（10里為一亭）、里（25家為一里）、什、伍等組織，它們管理人民、土地和賦稅，使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結果是使得平民失去流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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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過程：
1、萌芽（戰國）：商鞅建立縣制，百官服，從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
2、確立（秦朝）：確立皇權的至高無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縣制。一整套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建立。
3、鞏固（西漢）：漢景帝「削藩」平定七國三亂。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削奪王侯爵位，解決王國問題。加強思想專制，鞏固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4、完善（隋唐）：實行三省六部制，相互牽制和制約，避免宰相的專權，又一定程度上牽制君主專制，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5、加強（北宋）：將地方的行政、軍事、財政權力收歸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據局面的出現，加強了中央集權。
6、發展（元朝）：在中央設中書省，是全國最高行政機構，保證了中央統一政令的實行。在地方設「行省」實行行省制度，對後也影響深遠。
7、強化衰落（明清）：明朝廢丞相，形成君主獨裁的局面，在地方廢行省，設三司，進一步削弱地方勢力，實行八股取士，這是專制主義強化的突出表現。清朝沿用明制，後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使君權空前加強，形成極端的君主專制統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
5. 李斯當年為什麼要背叛秦始皇
李斯年輕時曾刻苦鑽研帝王之術，學成之後以其過人的謀慮和智慧幫助秦始皇統一六國，同時對中國漢字和貨幣的統一，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李斯又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他妒賢嫉能，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同學韓非；並夥同趙高篡改了始皇的遺囑，扶二世繼位，最終逃不了被腰斬的命運。
司馬遷說：「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
6. 求 《恣睢之臣》唐酒卿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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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書荒，求好看到古風耽美小說，
《封刀》
人在江湖漂，誰能不撩騷？
悶騷護短傲嬌小公舉徒弟攻x麻煩體質作死偽直版浪盪師權父受
天下風雲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
「五湖四海皆為戰，江湖所在，即是恩仇報應，循環往復，要麼死，要麼活。」
很多年前，少年楚惜微初入師門，就聽見了這樣一席話，如覆雪在頂、透骨生寒。
嚇夠了小徒弟之後，葉浮生這才施施然地喝了一口師父茶：「以上純屬扯淡。」
——
每個初出江湖的少俠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套路，葉浮生前半輩子因此掉坑無數，後半生他大徹大悟，決定去套路別人。
然而要真這么簡單，就不是江湖了。
一劍破雲開天地，三刀分流定乾坤。東西佛道爭先後，南北儒俠論高低。
傳說不會因年華老去而消逝，恩怨不會因時光翩躚而淡去。
一代驚鴻刀客拜別廟堂重回江湖，本打算無牽無掛了卻殘生，奈何當年收下的小弟子已完美進化成一代黑山老妖，抓住他的小尾巴不放。
前期黑歷史恥度爆棚後期別扭黑化弟子攻VS生命不息作死不止愛撩師父受。
這是一個浪盪不羈的撩騷師父到處挖掘武林舊年恩怨的冒險故事；
這也是一個悶騷忠犬的傲嬌徒弟追著師父死生不棄的浪漫故事。
崢嶸過後，繁華成灰。驚鴻掠影，天下封刀。
《恣睢之臣》《酌鹿》
8. 求破雲和恣睢之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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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卿酒作品有哪些
截至到2020年12月22日，唐卿酒的作品如下：
1、《將進酒》
《將進酒》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於2020年4月出版，酷威文化出品。
主要內容：大周王朝咸德年間，建興王沈衛兵敗於東北茶石河，導致中博六州險些被外敵侵佔。其子沈澤川受押入京，淪為人人喊打的餘孽。
離北王幼子蕭馳野聞訊而來，出手狠戾幾乎要了沈澤川的命，誰知這看似文弱的沈澤川凶得很，回頭一口便咬得他鮮血淋漓。
兩人從此結下了梁子，廟堂內外，爭斗不休。不想在這明爭暗鬥中，意外發現了沈衛兵敗的真正原因。
2、《紫羅蘭和荊棘鳥》
《紫羅蘭和荊棘鳥》是連載於晉江文學網的一本愛情類小說，作者是唐酒卿。
3、《南禪》
《南禪》是由唐酒卿所著的原創耽美小說。2018年7月6日連載於晉江文學城。廣播劇已在貓耳FM上架。
4、《恣睢之臣》
《恣睢之臣》是已完結的一部愛情類網路小說，作者是唐酒卿。
內容簡介：人人都怕柏九的陰晴不定。只有辛弈降得住他。一個落魄小世子被鬼畜毒辣陰狠的大人包寵的故事。
5、《限時狩獵》
《限時狩獵》是連載中的一部懸疑類網路小說，作者是唐酒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