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告別的年代 黎紫書 讀後感
《告別的年代》
對於一個以漢語寫作的人，我們是否專注地對待過「母語」這個命題？我想，任何一個嚴肅的同儕，對此都會給出肯定的回答。操弄語言，有誰竟敢不琢磨自己的母語？這里我存疑的是，委身於自己的母國，我們的這種「琢磨」，是否真的達到了一個文學從業者對於自己母語的那種必要的、堪稱憔悴的「琢磨」？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的參照，當然便是除卻中國大陸之外，那些以漢語寫作的華人作家。
黎紫書其人在華語文學圈早已聲名顯赫，出道以來，於那個所謂「文學條件異常貧瘠的馬華文壇」，獲獎如探囊取物，幾近孤獨求敗。然彼「圈」非此「圈」，在我等置身其間的這個「圈」里，她依然貌似一個 空降而來 的「他者」。當這些「他者」聲明自己輾轉著的那個文壇「條件異常貧瘠」的時候，我可以負責任地轉而告之——我們的這個文壇同樣「條件異常貧瘠」，甚或，在某種意義上，更是可謂荒蕪。當母語在母國被制度性地製造著喧嘩、並且隨之「奇跡」一般地繁榮著，是好是歹，個中的況味不說也罷。捧讀這本《告別的年代》，我不時會生出如此猜測：如果黎紫書是我某個「中國大陸的中原文學」同儕，我還能讀到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嗎？答案是，難。不去論才華與稟賦，這部書的格調與志趣，顯然已經在我們「中國大陸的中原文學」同儕中難得一見。在這里，我之所以不去比較黎紫書的才華與稟賦，是因為，在這些方面我見識過的人已實屬不少，所以，對於這些人格調與志趣的喪失才倍感唏噓。我們委身於「中國大陸的中原文學」（多麼古怪的一個所指），在合唱中歌聲嘹亮，最是稀缺荒腔走板的調門，如今我們正四列縱隊一般地去力圖將作品寫得「雅俗共賞」，基本上已經放棄了「搞怪」的慾望。這種慾望我們並非天然缺乏，一度似乎還頗為雀躍，但時至今日，與時俱進，我們的才華與稟賦已經集體用於混世了。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也許黎紫書們嘆息著的「邊緣」與「少數」，恰恰保障了一個寫作者那種必備的「搞怪」品格。
這部長篇理論上由三層敘事來結構：「杜麗安」的故事，「你」的故事，作者與評論者的故事。三層敘事互為表裡，彼此衍生與暗示，勾連出一部馬來西亞華人的家族史。作為一個同儕，我當然更加著意小說背後那個黎紫書的寫作狀態。她真的是洋洋得意，是在毫不羞澀地炫技，在這種已經難以被「雅俗共賞」的三層敘事背後，起碼還暗藏著另外兩層甚至更多的玄機。那些鄭重其事的注釋、整部書在頁碼上的刻意設計（它是從 513 頁開始的），以及許多或者昭彰或者暗晦的隱喻，都讓這部不長的長篇自我膨脹、繁殖，直至真的具備一番「史詩」的相貌。在這樣一部自己的長篇處女作中，黎紫書攜萬千裝備，幾乎是在 不 憚於誇張地「作」著小說，那種驕傲與自信，那種「我就要這么弄」的氣概，那種舍我其誰的派頭，真的讓我再次得以窺見小說這門古老藝術最初的源頭——我們那位古老的宗師，可不就是這么大大方方又理直氣壯地虛構著、搬弄著、「作」著、而又悲傷著么？
黎紫書掌握著這門古老藝術的根本性技藝——語言。在這部書里，她的語言再一次證明，現代漢語在一個「邊緣」作家的筆下，會何其逶迤曼妙，那種准確與洗練，委實讓人喜歡，這種以文字本身顯現意義的寫作，反而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作家筆下時有翩躚，又委實讓人無語。這里的差別，當然不止是他們把「的士」寫成「德士」。小說中的第一部分，「杜麗安」的故事講得最為規矩，成就這種規矩的，正是黎紫書嚴飭、周正的文風。若說這個部分最像「漢語小說」，那麼，它堪可以「漢語小說」教科書來示眾。在第二部分的「你」那裡，黎紫書寫出了那種沉鬱潮濕而又暗疾流布的熱帶氣味，讓我想到了那部印度人寫的《微物之神》。這種氣味在漢語書寫的經驗里寥寥無幾，我們年邁的母語，並不曾有效地跋涉在熱帶的氣壓之下。於是，在這一部分，黎紫書拓展了我們母語可以涉足的疆域。第三部分多少有些作者的夫子自道，在這個部分，黎紫書的野心乃或自辯、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尊嚴感，都得以任性地一吐為快。她用她那種漂亮的文風聲明：許多評論家更傾向於表現自己「獨特」的切入角度與別扭的閱讀姿態……然而他愈是卯足勁尋求各種管道要進入小說，小說本身則更嚴厲地反彈與拒絕……他是最孤獨的讀者，也許比作者更孤獨。他是被小說遺棄的讀者，註定了一輩子只能閱讀 自 己想像中的小說。不是嗎，寫得好極了！作為同儕，也許我對這第三部分或者其外更隱蔽的部分最為好奇，因為從中，我能夠得到某種不為人知的安慰與勸解，它讓我從另一個同儕的影子里，看到自己那些炫耀之餘的沮喪和「搞怪」背後的嚴肅。誠如黎紫書在這本書扉頁上的題贈：弋舟，在一種緯度里我們生存如肉體；在另一種緯度里我們生存如靈魂。
我得承認，她的漢字也比我見過的大多數「中國大陸的中原文學」作家們寫得好。
2. 肖濤的肖濤博士:《全媒時代的次生林寫作》
與源自「文革」時期的……
全媒時代的次生林寫作
1.網路新媒體的興起，是寫作者以部落化的生存與寫作形式聚集的轉捩點。也正憑借讀寫工具、發表渠道和交往方式的媒介變革，才使得當代作家身份發生了變異，文學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才有可能。次生林寫作亦藉此愈加興盛。
何謂次生林寫作？尋常所謂的次生林（secondary forest）乃原生林（vergin
forest）經不合理採伐和嚴重破壞後自然形成的森林。次生林分布范圍廣泛，種類繁多，為當今最主要木材供應源地。本文借鑒生態學中的次生林概念，指謂著原生林（體制內專業作家或傳統型作家）、人工林（自由撰稿人、職業作家及暢銷書作家）之外為數眾多的那部分兼職或業余寫作者。沒有他們始終如一對純文學熱點問題的追蹤、口耳相傳的閱讀和傳播、持之以恆的熱愛和孜孜不倦的表達，純文學之林難免會大煞風景，寥落許多。其實我也明白，這樣換湯不換葯的玩概念手法，不過對能指符進行顛倒播撒的語言游戲而已。說穿了，所謂次生林寫作，不過一個業余寫作而已。
與源自「文革」時期的「地下沙龍」的悄然繁衍密不可分。「太陽縱隊」、「X小組」、「白洋淀群落」、《今天》詩群、「第三代」詩人、「先鋒文學」等等，莫不以近乎次生林般的寫作身份浮出歷史地表，漸次進入主流，並獲得認同，從而讓當代文學顯示出五彩斑斕的樣貌。諸如「邊緣」、「少數」、「潛流」、「地下」、「異端」、「民間」等臨時而歧義的命名方式，亦從不同側面，豐饒著當代文學生態的絢爛景觀，同時也衍生出了復調聲音。
次生林這一概念並非空穴來風，而是1980年代文化政治的產物。「第三代」詩人鍾鳴在他的《旁觀者》（海南，1998年）第2卷中，多次提及一本鮮為人知的民刊。其中有一段鍾鳴寫道：
《次生林》是用最原始的手工藝完成的。它的命名也很偶然。我們一群人到卧龍自然保護區作短暫的旅行。那裡熊貓才是主人。森林，雨水，罐頭，一連串的餿主意……最後是一位林業技術員無意之中幫我們解決了難題。他在講森林概念時，提到了「次生林」：「原始森林在經過自然或人為的干擾和破壞後，在原來的林地上重新生長起來的次代森林，包括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兩大類。在林齡不同的地方，這些森林有的已開發利用，有的還待開發。事實上，我國保存完好而未被利用的原始森林都分布在西南、西北和東北一帶，大部分都趨於過熟，真正有生命力的，能代表未來的，仍然是富有朝氣的次生林。」我覺得這個森林術語，對這代人是再好不過的比喻——毀滅後的生長，繁殖，一片新的鬱郁蔥蔥的詩歌的象徵之林。
這份1982年由鍾鳴等在四川成都創辦的民刊《次生林》，載有柏樺、歐陽江河和翟永明等人詩作，已表現出與北島、舒婷式的「朦朧詩」意趣迥然的面貌。柏樺名作《表達》（1981）之所「表達」的，不過是一種基於反叛意識而生的復雜意緒和感性訴求。稍後，韓東、於堅等「他們」派詩人，則開始關注「日常生活」，並倡導「口語」，注重「語感」，趨向平民化敘事，從而揭櫫了1986年兩報「現代主義詩群大展」這一表徵次生林寫作者集體崛起的大纛。自後，次生林寫作者以此起彼伏的方式，不斷維護著文學生態系統新陳代謝的自足功能與賡續遞進的生猛態勢。
2.當下次生林寫作者，基本以群落化的形態，聚集於各個網站——如「左岸文化網」、「萬松浦論壇」、「黑藍」、「純寫作博客池」、「中國新小說」及其他各省市級作協官網，成為其注冊會員，並通過發表作品，相互傳閱、點評、舉薦，藉此進入紙面雜志，獲得發表機會，從而營造出百花齊放的良性氛圍。即便已發表在紙面期刊上的作品，他們也將其張貼於網站頁面，或置頂，讓更多的人點評、學習和借鑒，不失為一種擴大影響力和轉載率的合理舉措。
因本文並不針對那些網路寫手雲集的文學網站和網路上的暢銷類型小說進行分析，而著重於那部分純文學網刊中的寫作者。因此下面我著重以北京大學幾個文學愛好者成立的「左岸文化網」中「小說會館」為視窗，以本人「肖濤小說評介」欄目身份所做的部分小說作者問卷調查為依據，來進行一番簡要分析。
先看一份名單：
(1)50年代的常青樹：徐站夫、北河、劉隱璋等。
(2)60代的壯年木：盤索、張全友、丁國祥、邱曉鳴、德拉、雲經立、海東升、沙玉蓉、寧可、吳永華、劉晨、秦峰、張北雄、劉鳳陽、餘一鳴等。
(3)70代的灌木叢：何雨生、李浩、徐則臣、尹守國、肖良國、熊萬里、張可旺、安勇、陳集益、斯繼東、鬼金、張爽、朱秀鋒、雖然、雷默、徐永、弋舟、劉麗朵、李心怡、艾瑪、方如、周海亮、筱樺、楊襲、高濤、木子車、祝紅蕾、劉亮、張可旺、馬車、蔣林、柳營、薛舒、王秀梅、趙月斌、張運濤、黃土路、郝煒華、程相崧、柏祥偉、范瑋、宗利華、付秀瑩、塞壬、娜彧、陳年、庄永、劉晨、楊遙、朱宏梅、楊襲、梅驛、舒綠痕、董增文、萬家超、李大唐、杜懷超、吉方君、楊光路、謝宏、宗利華、大喜、黃書愷、鍾二毛等。
(4)80後的幼生林：楊那羊、手指、甫躍輝、寧亮、魯孟陶、喬洪濤、張墩墩、王西平、維斯小、朱小勉、陸榮斌、林楠、張小樹、劉二曼、張小樹、回璇、曹永、秦客、黃慶謀等。
（至於1990代出生者，尚未進入此列；另，上述名單中部分作者可能未在「左岸」上發表過自己的作品，但其身份及其寫作狀態，以「次生林寫作」概念涵蓋，同樣有效。）
從年齡段劃分上，你能感覺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為創作主體。同時1980年出生的後起之秀也逐漸增多。為什麼生於1950、1960年代的寫作者較少呢？我覺得要麼是其文學夢已經破滅；要麼是心態老化，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要麼生活工作皆比較穩定，閑暇娛樂方式、表達自我、憶舊追夢皆有其固定方式；要麼就視文學創作淡若水，與現實、自我、他人之間引發的碰撞和焦慮能夠通過非寫作的方式獲得疏泄。還有一個問題，即便是寫作者，如果能堅持下來，這部分年齡段的人，大抵是功成名就，且進入了文學史秩序。
而大部分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人，年齡正處於被卡住的尷尬階段，上下兩難，進退不得，成敗難說，充滿了許多未知數，特別對當下中國社會問題，他們的反應最敏感，表意的焦慮也最迫切。
這些小說作者所從事的職業大致為農民、一線工人、小老闆、企業老總、自由職業者、退休工人、學生、警察、教師、打工者、雜志編輯、公司職員、文化館員等。即便加入各級作協者，也有其謀生主業。
對於其寫作身份，問卷調查中95%的寫作者自稱為業余寫作抑或是文學愛好者。其發表作品渠道，以向純文學雜志靠攏為主，如《黃河文學》（該雜志07年與「左岸文化網」合作，每期推出一兩篇見諸網刊上的小說）、《上海文學》、《佛山文藝》、《紅豆》（推出10萬元長篇小說新人大賽獎）、《鴨綠江》、《文學與人生》、《芳草文學選刊》、《十月》、《山花》、《收獲》、《人民文學》、《小說選刊》和北京人張爽自費主辦的《天天民刊》。博客也是每個寫作者勤奮墾拓的自留地。
若按照小說類型及其主題而論，基本不出表述當下「中國經驗」的范疇，如進城序列、鄉村變革、學校與家庭故事、暴力演繹、動物母題、底層弱勢群體、童年記憶與成長經驗、愛情主題、慾望敘事、疾病問題、虛無主義與信仰迷失、情感認同。當然也不乏如舒綠痕、鬼金、鄭小驢、劉麗朵等人的先鋒實驗和形式創新。總而言之，他們對既往歷史與當下中國問題的敏銳捕捉和反應能力，超過了很多專業作家、職業作家和暢銷書作者。
平心而論，中國當代文學的「西化進程」和「先鋒實踐」儼然落下帷幕，次生林寫作者更注重對個體經驗的發掘和對漢語言文學特有質素的激活，從而敞露出時代變遷和生活遭遇所引發的相關思考。他們表述「中國經驗」的問題意識，越來越清晰地顯示出一種比較平實的平民立場和純粹的個人化傾向。
3.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在同一時空下，皆存在著不同的寫作生態。當代文學的生產機制，「一體化」的制序建構，與以業余身份為主而構成的次生林寫作者的熱心參與，密不可分。次生林寫作者憑借與各級作協內成名作家的通信往來、交流座談、拜訪學習，加上個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進入各級文化館或作協系統，並成為一個夢寐以求的單位人，縮影了「學而優則仕」這一文化心理。農家子弟成為工人階級之一員、工人子弟成為知識人、普通士兵獲得晉升機會，都與彼時的作家培養機制有一定關聯。「一體化」解體的1990時代，市場大潮開始讓次生林寫作者分流，一部分人「下海」並成為自由撰稿人和文化產業工作人員。問卷調查中很多出生於1960和1970年代的寫作者有此經歷。輟筆謀生的那段經歷，成為他們重新撿拾其文學夢的主要題材來源；即便從事與文學無關的其它職業，他們也始終在關注著頻仍變動的當代生活。從此看，他們未嘗不是1980年代文化熱的主要精神遺產之一。就我個人而言，與1980年代相生相隨的青春期，的確得益於那個時代的文化氛圍和文學熱潮，由此也塑形出了個人繾綣難忘的寫作情結和文學理想。
當然，而今的次生林寫作終究與網路新媒體的興起有著相隨相生的辯證聯系。因為傳統的新人培養機制發生了變動，那麼他們的寫作將去往哪裡？成為網路寫手和各大網站的紅人，論其才乾和闖勁，似乎不太可能，而且這部分寫作者的審美標准及其文學觀念，並沒有被市場徹底徵集和完全同化；同時專業作家的晉級路徑，也越來越狹窄。他們只能以游牧分子的形式自娛自樂，從而讓一份文學夢保持薪火傳承，綿延不絕。試想，如果有一天他們的生活再遇到困境或變更，這個文學夢能否堅持做下去，是否會導致文學精神的沙化、矮化和退化，也實在令人堪憂。
次生林寫作者比較心儀的寫作偶像，國外大抵不出卡夫卡、卡佛之輩，國內則以王小波、韓東、朱文等為效仿對象。這種身份認同本已表明：次生林寫作者不僅是公共生活領域內的次生林，更是文學場域中佔位靠後的次生林。因此，各種文學期刊編輯如何在審閱稿件之同時能夠發掘出更多見諸網路上的佳作呢？終究如徐則臣、陳集益、付秀瑩這樣成功突圍的次生林寫作者，屬於鳳毛麟角，更多的則處於半明半暗、自消自滅狀態。
同時，文學批評機制特別是學院象牙塔內的批評家和研究者，如何在釐清「網路文學」之歧義性的同時，能夠近距離地對這部分作者的作品進行伯樂識馬、中肯品評和客觀辨析呢？
我們大學里的文學研究者，如何在大學語文教育、文學史知識普及、文學經典講座、文學作品研討會等工作之外，給予自己身邊的業余身份寫作者以必要的鼓勵、提攜，同時給予陌生的文學愛好者、寫作新手應有的精神支撐和恰切的理論指導，我想，一定能有助於文學生態的薪火傳承。比如上海大學除了一個郭敬明之外，還出現了一個剛剛在《收獲》雜志上發表長篇小說的王若虛。對這樣的「80後」在校學生和文學青年，我們應該愛護他，幫助他，讓他的表達更有力度和深度，而不是泛泛地給予遮蔽、蔑視或否定。
還有，當下豐富多彩、駁雜多義的生活情景能否為文學生產提供新的經驗呢？比如在《蟻族》社會學著作之前，生於1980年代的魯孟陶、張墩墩等次生林寫作者就已經涉及到了這個現象。為什麼包括我在內的文學讀者、批評者和文化研究人員，也沒有及時對之作出信息反饋、也沒有給以適度而精準的理論導向呢？
捎帶著穿插一個問題，新世紀十年的文學成就及其接下來的文學史編撰，應該對我們上世紀諸多不謹嚴的文學史命名諸如「新生代」、「晚生代」、「70代美女作家」、「80後寫作」等，進行修正和補充。僅僅「80後寫作」，在我看來並非郭敬明、韓寒、張悅然、小飯、李傻傻、周嘉寧、春樹等依託「新概念大獎賽」獲得者為代表，更多有勢力的後起之秀，正在以非紙面發表而直接簽約出版社的方式，來將寫作進行到底。
另外，很多次生林寫作者因甘居邊緣和末流，對那些與之類同的個體常有獨到而濕潤的發現。比如殘疾人因為飲食男女等基本問題而掙扎的「裸命」（baldliving）狀態，在盤索、鬼金、周海亮等人小說中有令人觸目驚心的呈示。這是否意味著「底層文學」之「底層」族群在身體甫一出生這個起點中即已經被排斥在外，並顯示出某些異質性因素呢？
